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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七一之夜，有评论者说，反修例港青和港府是一起做了个社会实验，测试香港社会对暴力抗争的接受程度。

反修例港青觉得，200万人（根据民阵的数字，下同）都和平上街游行了，还有三人自杀死谏了，港府仍不回应诉求，只有升级行动，让全世界震惊。于是，地狱之门爆破，在香港立法会大楼。

面对攻势，港警先撤退，放任抗争者冲击、大肆破坏，半夜再来清场。虽然警务处处长卢伟聪事后否认了摆空城计诱敌深入之说，不少人仍质疑港府，是希望借暴力、破坏的新闻画面，逆转社会上同情抗争的民意。

而事实证明，也确实有这样的效果。

有原本同情反修例运动的学者批评，立法会攻占行动要达成的目标不明确，手段无法无天，反而对运动造成巨大伤害。

不过，连日来不断有声音呼吁要谅解这些冲动的年轻人，指他们冒着必定被告暴动罪、入狱10年的风险，冲入立法会，彻底侮辱一个他们认为无法代表自己的议会和政权，有几名所谓的“死士”甚至准备留守，等待中枪、被捕，整个行动其实是自残、自杀之举，如果有人要自杀自残，他们需要的是帮助，而不是责怪。

香港建制派大老、立法会前主席曾钰成日前受访时，也说虽然他不能同意把港青暴力抗争的责任全部怪罪于港府没有回应诉求，但如果把这场政治风暴只归咎于外国势力，对事态毫无帮助。他认为，在谴责暴力、追究责任之余，港府和北京都应退一步反思，年轻人那种激愤到底从何而来。

实际上，许多港青在反修例抗争中表现出来的绝望和歇斯底里，恐怕是没多少人预料到的，到后来，那已经不纯是修例、高官处理手法的问题，而是一整个世代对“一国两制”、对政府失去信心，对香港潜在、深层次矛盾的怨气，一次集中的大爆发。

早在2005年，中国时任总理温家宝就已经向上京述职的时任特首曾荫权提及香港“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北京一直未公开点明这个深层次矛盾是什么，但一般分析多认为指的就是香港经济被地产业“绑架”的问题。到曾荫权卸任时，“官商勾结”更成了港人用来骂政府的热词。一项国际研究显示，香港今年1月连续第九年蝉联房价最难负担的市场，一般家庭不吃不喝得存上21年的钱才买得起房子，而所谓的居住正义其实也跟经济转型、收入分配等问题环环相扣。

港青对“一国两制”、政府的信心缺失，还和政治制度有关。北京向港人许下过普选的承诺，最终因为泛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坚持要“真普选”，而没能实现，但现有政制也导致港府对负面民意缺乏敏感和政治手腕，这在修例风波中完全暴露出来：港府自恃在立法会够票，又自认占据道德高地，不理反弹，强行修例，终于激怒民众。

自2003年50万港人上街反国安法立法后，北京便在逐渐收紧对港政策，这种趋势在2014年占中运动后更是明显。这次，待尘埃落定后，恐怕也会出现类似的反应模式。被爆破过的地狱之门，将需要多管齐下地修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