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拿‘反修例’做借口，试图严重打击香港特区政府还有警方的管制的能力。”

6月30日，16万余香港各界市民发起“撑警察，保法治，护安宁”和平集会。全国政协委员、香港警务处前处长邓竟成与一些演艺界人士轮番上台演讲为香港警察加油打气。

7月1日，《环球时报》就“撑警队”活动采访邓竟成，他认为警方对少数反对人士“暴动”的定义是准确的。事情发展到现在，已经不是“修例不修例”的问题，而是有些人拿“反修例”做借口，试图严重打击香港特区政府还有警方的管制的能力。

前警务处“一哥”邓竟成因其高大英俊的形象被称为“电眼警务处处长”，他也被认为是香港电影《寒战》中郭富城饰演的警官原型。在30日的集会上，他冒雨向支持警察的市民表示，对于前几天警总被围，自己非常心痛，他还称当天的集会是有史以来最和平克制的，是每一个香港市民应做的事。

在面对《环球时报》记者时，邓竟成透露自己并不是这次“撑警队”活动发起人，不过因为自己是“保公义撑修例大联盟”的副召集人之一，所以决定站出来支持香港警察，给他们一个很清晰的信号：“他们不是孤独的，在他们背后有很多香港的市民爱护他们、支持他们努力坚持完成任务。”至于为什么选在周日进行集会，邓竟成认为是为了让市民更方便一些，不用占用工作时间。据统计，香港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在金钟添马公园举行的“撑警”集会有约16.5万人出席，警方表示集会最高峰时有5.3万人。

▲邓竟成资料图

“我老实告诉大家，昨天我在现场看到有很多市民他们希望进到集会场地挺警察，但场地面积不够大，所以有很多人只能站在老远的地方，还有很多人他们加班或者已经有安排来不了，支持警察的市民人数是很多的。”邓竟成说，反对派声称有“一百万”、“两百万”市民参加他们的游行，这些数字只是他们随口一说：“我觉得我们不需要跟他们比拼谁喊的数字大。而一些香港媒体，尤其是西方媒体就只用这些别有用心的人自称的数字来做报道，这非常不公平，他们很愿意相信这个‘事实’，他们在装傻。”

此前邓竟成曾提到香港警察近来承受了极大的工作压力，在被记者问到这些压力从哪来时，他表示，跟采取不法手段攻击警察的人相比，在现场维护秩序的警察人数相对要少得多，除了应对连续好几个星期的暴力行为外，香港警察还要保障香港社会的治安。“这让很多警察的工作时间超长，但他们还要在极端敌对的环境中高度集中精力，只能临时在警署里用餐、休息。即使下班回到家，他们也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因为一些人试图对这些警员们‘起底’，威胁他们以及儿女的人身安全。在个别医院，一些受伤的警察还会受到很不礼貌的对待，这太不公平了。”邓竟成说，一些退休的警员自愿回到工作岗位提供协助，一些爱护警察的团体也自发提供食品，很感谢他们。但这还远远不够缓解一线警员的工作压力。

6月12日，一些激进人士对立法会发起冲击，并投掷杂物，严重危害公共安全，随后香港警方将其行为定义为“暴动”，自此，反对派要求特区政府和警方撤回“暴动”定义，并企图煽动新的骚乱。对此，邓竟成面对《环球时报》记者坦承自己的看法：“警方‘暴动’的定义并不是针对所有参与游行的市民，而是其中少数人的行为，他们的暴力行为已经达到了可以称为‘暴动’的程度，所以对这个定义我是支持的。”

他说，一些反对人士喊出要“特赦”，这是完全忘记了香港法律的程序，“一般是要经过审理定罪之后才谈得上‘特赦’的，他们的行为还没有经过法律程序，就没有‘特赦’的可能性，即使特首也没有这个权力。他们把自己的口号强加于特区政府，但政府基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安排。他们为什么要担心，可以理解为他们很心虚。”

经过对几个星期形势的观察，邓竟成对反对派宣称的“市民自发走出来”持怀疑态度，“你看每一次行动，从保护的装备到喝的水、吃的食物，都非常充足，每次行动都非常统一，非常有计划，这都是一些年轻人自己在做？不太可能吧。不难想象，背后肯定有一些安排。我还听说反对人士用于联络的社交软件里，群组人数的上限非常高，这样的设计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方便的。”

“在平时维护治安执法过程中，香港警察一直是受到民众支持的。我昨天也说，大家是不是忘了香港警队是亚洲最好的？过去三十年，我们一直追求香港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邓竟成直言一些媒体没有公平、公正、公道地来进行报道，“他们总是在抱怨是不是应该定义为‘暴动’，总是问警察为什么这么做？对那些触犯法律的人的行为避而不谈。这对整个社会很不公平。”

尽管特区政府已停止“修例”程序，但反对派仍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在被问到自己如何看待“修例”时，邓竟成仍然坚持认为是“修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已经不是‘修例不修例’的问题了，‘反修例’已成反对派的一个借口，他们还是在延续几年前非法‘占中’的手段，试图借此机会来严重打击香港特区政府还有警方的管制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