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日连串政治风波，可能最令市民感到意外的，是号称“好打得”的特首林郑月娥，竟然在《逃犯条例》一事上，遭逢了其政治生涯当中最为严重的“滑铁卢”。在6月16日的反修例大游行中，示威人数有机会创下自回归以来新高。港府固面对管治危机，社会亦重新陷入撕裂，至今未有平息迹象。

早前“01观点”曾经撰文，提及自6月9日反《逃犯条例》游行以来，林郑多次错过可令事情降温的机会，但不幸因其公关手段过于拙劣，回应屡屡慢社会期待一拍，不但错失先机，而且其傲慢不近人情的嘴脸更是不停“提油救火”，催使市民的行动不断升级，终至不可收拾。

不过，港官的“离地”，应对危机慢人一拍，永远只懂得视乎社会反应挤牙膏式僵化回应，打一下动一下（甚或不动），而不擅长先舆情一步作政治性决策，防范危机于未然，也并非只是林郑一人的问题，近期几乎涉及《逃犯条例》修订一事的高官，大抵皆是如此。

在过去承平时代，公务员治港曾被视为是“萧规曹随”，可用以维持香港既有管治模式和体制的稳定象征，虽未必有大魄力推动政治改革，但最少可给予市民一种可维持既有生活方式的信心。不过，随着香港自2014年以降，政治争议日渐成为社会聚焦的核心，政府应对能力拙劣，凡事高举“现行机制”，只懂得遏制声音而懒于疏导人心的缺陷已渐露人前。现届政府上台之初，原本希望将社会重心引导回经济民生议题，扬长避短，待社会人心修复后，再循序渐进地推动具政治争议性的政策。

然而，近期《逃犯条例》风暴揭露了过去数年的平静只不过是假象，香港终究需要一名懂得处理政治争议的政治家，否则即使林郑下台，若将来上台的仍是“林郑月娥们”，恐怕是于事无补。事实上，林郑月娥作为典型的官僚政客，其政务主任（AO）出身的背景，已相当限制了其处事方式。以现时AO入职考试强调的能力来说，多着重于寻求共识，希望平衡各方利益。面对任何政策议题，他们首先需要设想的，是该议题所涉及不同持份者的可能意见，再寻求多赢方案。

然而，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如果政府的“管治理性”仅局限于兼顾所有持份者的意见，包括商界、市民、专业界別。但放在实际的社会情景当中，各持份者的社经地位不同，抗逆能力亦有高低之分。很多时候，政府只要稍为向既得利益者退让一步，已经对社会弱势造成极大影响。因此一旦香港社会走进一个求变、求突破的年代，这种思维模式往往令市民觉得政府施政“离地”（脱离社会），甚或在不断利益再平衡之后，已经让政策失去解决问题的初衷。

这类型的人才自然有其作用，特別是在维系政府日常运作方面；但如果在激烈变动的年代，让他们作为带领香港前进的舵手，就只能说是全体香港市民的不幸。面向将来，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在公务员之外寻找更多的政治人才的培养途径。在过去，香港政界缺乏人才培养机制的问题一向备受关注，故现时某些政党也会在“正发言人”（由现任立法会议员担任）之外设置“副发言人”，发掘党内第二梯队人士担任，具政治专才培训的意味。梁振英在2012年候任期间亦拟增加政治助理数量，希望在执政团队中建立一个政治人才库，使其成为日后司局长、以至特首人选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