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明报发表社评称，2003年反对《基本法》23条立法游行的浩大场面，再次在香港出现。港府修订《逃犯条例》惹来强烈反弹，社会躁动不安，数以十万计市民上街反对修例，反映民情沸腾，这是特区政府必须面对的严峻政治现实，当局必须认真体待，妥善处理修例问题，以免政治危机加深。政府坚持继续推动修例，势将加剧对立，对撼下去，局势有可能急转直下，难以收拾。当局应该临崖勒马，暂缓修例，重新展开广泛谘询；倘若政府执意为之，则由立法会议员“良心投票”，若能按既定机制否决修例草案，可以避免社会动荡加剧。

反修例游行人潮汹涌 社运重新凝聚再壮大

修订《逃犯条例》争议白热化，支持和反对阵营都在倾力动员。有支持修例团体表示，收集了超过71万个有效签名支持修例，然而声势却完全被昨天的反修例游行盖过，毕竟联署签名只是举手之劳，酷热天气之下游行却要身体力行，政治成本高很多。网上签名与游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动员活动，苹果与橙不能直接比较，不能硬将两组数字拿来做对比，唯一肯定的是社会再度撕裂，不同市民支持和反对修例立场鲜明。

上周本报发表的随机抽样民调显示，社会沉默大多数，包括中间派、温和派和无党派市民均倾向反对修例，今次游行规模正好印证了这一点。民阵说有超过100万名市民游行，数字有否“水分”可以讨论；警方表示游行高峰时有24万人，是否低估人数，同样可以斟酌，惟观乎人潮情况，游行规模相信可以跟2003年的50万人游行相提并论，成为香港回归以来其中一次最大规模的游行。特区政府必须认清民情沸腾这一事实，不能自欺欺人，将反对修例的声音视为社会少数意见。倘若政府执意硬推修例，只会将大批无党无派温和市民推向对立面，黎民百姓离心离德，当局往后施政必然寸步难行。

2014年占领运动之后，香港社运和政治反对运动陷入低潮。立法会议员DQ（取消资格）风波也好，高铁一地两检争议也好，未尝出现过真正大规模的示威，普罗大众对街头政治感到倦怠，然而这次修例争议，却再度激起了一般市民上街的意欲，社运和政治反对运动得以重新凝聚壮大起来，过去数年的低潮期或平静期，似乎已告一段落。

无可否认，修例争议发展至今，搀杂了大量政治操作、扭曲和谣言，例如有人刻意散播流言，扬言由于港府修订《逃犯条例》，日本等多国考虑取消香港免签证、外资亚太区总部出现逃亡潮，藉以制造恐惧煽动群众；一些游行市民担心，修例后香港言论自由不再、不会再有上街机会，甚至拒绝让记者拍照，担心内地秋后算帐，这种忧虑强烈程度是否与事态成比例，似乎亦可以讨论。前律政司长梁爱诗认为修例被“妖魔化”，不过话说回来，一地两检同样有“妖魔化”问题，却不见得议题能够炒热，若非《逃犯条例》修订本身确有问题，触动了市民神经，也不可能出现这么多的政治操作空间，让人有机可乘，令政府陷入有理说不清的困境。

港府撤回修例最明智 北京宜思考对港政策

港人对内地法治缺乏信心由来已久，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为港人提供司法保障，亦是为了释除港人对内地司法长臂伸延到香港的疑惧，当前的修例风波，实际是回到1980年代港人信心问题的原点。政府再三强调，《逃犯条例》不允许以政治、宗教等原因“交人”，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港大法律学院教授陈弘毅指出，即使内地以干犯抢劫等普通罪行为由，要求港府引渡，政治犯不引渡等原则一样适用，若涉“巧立名目”，法庭会把关，他相信中央会非常克制，不会轻易提出引渡要求，以免有可能被法庭裁定政治逼害某人。问题是港人对内地司法制度没有信心，情况从未改变，港人需要的是机制保障，而非讲个“信”字，即使港府和专家尝试解释，似乎也起不了多少作用。

今年初政府提出修例，无人想过最终会引发一场大型群众运动，政府低估民情，自陷困境。刻下民情鼎沸，政府坚持继续推动修例，将要面对不可知、不确定的发展，对撼下去，情况难以估计，临崖勒马撤回修例，即使有损管治威信，仍是明智选择，总好过将社会推向动荡不安的局面。倘若政府坚持不撤回，立法会议员应“良心投票”，不受政治立场綑绑和政治力量支配，为自己的抉择承担所有政治责任和后果。这次修例风波，再度突显部分人“逢中必反”取态强烈，即使借助外国势力施压也在所不惜，然而北京当局亦不能将大多数反对修例的市民，与这一小撮人綑绑一起看待，北京宜思考怎样的对港政策，才更加适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