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社评

香港政府公布修订《逃犯条例》新建议，针对罪行刑期提高移交门槛，以及提出引渡方必须是当地中央机构。政府接纳建制派和商界意见，作出这次决定，也许有助修例草案在立法会通过，惟未足以回应社会最大关切和疑虑，加强人权保障措施实际效用难言。政府再三强调，修例是要堵塞法律漏洞，以免香港成为“逃犯天堂”，然而新方案缩小移交安排范围至“最严重罪行”，实际是放生更多逃犯，不仅背离初衷，甚至令更多违法者将香港视为“逃犯天堂”。政府仓卒修例，但求尽快通过，可能留下更多后患。

荒腔走板恍如卖大包

令香港更似逃犯天堂

《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下月“直上大会”，连日来政府官员推销修例，与商界等多方面人士接触听取意见，最终得出今次修订方案。综观新方案内容，不能说政府无视外界关切，惟修订内容并未对症下药。

新方案因应移交门槛、处理程序以及移交者人权三方面，提出6项“额外保障”，包括根据罪行最高刑期，将移交门槛由早前建议的3年提高至7年，意即最高刑期在7年以下的罪行毋须移交；要求移交的一方，必须是能够代表当地中央政府的机关，以内地为例，提出移交或刑事协助要求的，必须是最高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检察院。这两项主张，均是最近本地商界和建制派的建议，政府采纳相关意见微调方案，理论上有助确保立法会够票通过草案，然而进一步缩窄移交罪行范围，代价却是愈益背离政府所讲的堵塞法律漏洞初衷。

今年初政府提出修例，建议涵盖的46项罪行，包括谋杀、贪污、商业欺诈、伪造文件等。最初官员信誓旦旦，指出46项移交逃犯罪行是“国际标准”，不能斩一截出来，减少罪行涵盖种类，未料在商界大力游说下，政府其后剔除了其中9项主要关于商业和经济的罪行，同时又将移交门槛由最高刑期1年上调至3年，变相让一些违法商人堂而皇之得到本地法律包庇，纵容特权不公不义，向外界释出极坏信息。今次政府进一步向商界意见倾斜，将移交门槛进一步提高至7年，意味再有7项罪行不会被移交，当中包括刑事恐吓、将枪支交予无牌者，以及一些与色情活动有关的罪行，势令更多违法者有恃无恐，得以大模斯样利用香港逃避法网。

政府最初提出的46项移交罪行，均是国际公认的严重罪行，具体判刑轻重视乎各地法例和案情，不能简单以罪行类别区分。举例说，在美国，逃税是重罪，最高可囚10年；2008年金融海啸后美国惊爆马多夫庞兹骗局案，投资者损失超过500亿美元，马多夫虽非杀人犯，然而仍因证券诈骗等11项重罪，判监150年。常人眼中，刑事恐吓以及涉及枪支的罪行，肯定是严重罪行，豁免这些重罪，会影响警方打击跨境罪案的工作。现在政府官员强辩，在46项严重罪行当中，又有一些属于“最严重罪行”，需要“先行”修例处理，其他容后再谈。公众不禁要问，政府是否认为香港不能成为“最严重罪行逃犯”的天堂，却可以成为“其他严重罪行逃犯”的天堂。

移交门槛高低非重点

人权保障才是真关键

社会对修例的最大忧虑，不在于移交门槛是否不够高，而是面临移交者在外地能否得到公平审讯、基本人权能否得到充分保障。政府表示，新方案加入了一系列措施，保障当事人在审讯中的权利，包括在个案移交双边协定中加入无罪假定、公开审讯、疑犯可有律师代表、有盘问证人权利、有上诉权，以及不能强迫认罪等要求。香港社会重视人权，保障愈多愈好，然而新措施是否足够，恐怕不少人心里仍有一个大问号。

政府官员强调，任何个案移交协议，都是经由两地法院严肃处理，既然双方在协议同意公开审讯等安排，没理由假设对方会违反协议，若真的出现这类情况，特区政府会提出交涉，国际社会亦会谴责。理论上，政府的确可以这样说，不能假定寻求引渡方一开始便包藏祸心，然而协议实际执行，仍有可能闹出很大争议，例如当事人投诉被迫认罪，审讯一方坚称没有，双方各执一词，港府已将人交出，无法掌握内情，充其量只能表达一下关注。如果寻求引渡一方事后真的“走数”，港府并无多少板斧保障被告权利，唯一能做的就是表态“无下次”。

政府多月来一直强调，修例草案明文禁止因政治目的移交犯人，然而为求达到政治目的，假借其他名目寻求引渡并非难事，国际上偶尔也有类似风波。当局表示，即使法庭颁下移交命令，行政长官仍可以“人道理由”，作出不交人的最后决定，可是如果要求交人的是内地当局，恐怕不会有多少市民相信，行政长官会向中央说不。新方案对于人权保障的措施，未足以释除公众最大疑虑，针对罪行刑期提高移交门槛的做法，到头来只是放生了大批违法者，有违修例初衷。如此两头不到岸的方案，强行通过对香港有害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