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的勤劳能干一向为人称道。最近阅读已故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历史教授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的名著《国富国穷》，发现这名学者也对港人赞佩不已，并在书中分享了一件相关趣事。

故事发生在30多年前，兰德斯第一次到香港的某个晚上。他从酒店外出，路过一家开在楼梯底下的狭小摄影器材店，随便瞅了一眼，店主马上询问他需要什么。

兰德斯原本不想买什么，经他一问，想起可能需要一个特殊的镜头。店主失望地说店里没有，但随后热心地表示如果他过一会儿回来就会有货。兰德斯说自己要参加晚宴，最早也得午夜以后才能回来。店主回说没问题，会等他。

午夜后，兰德斯回到酒店房间，又困又累，心想店主应该不会继续等，何必再浪费时间白跑一趟？然而他一转念觉得不能说话不算话，于是再去那个小店，竟然发现店还开着，老板把镜头交给他。兰德斯慨叹：“倘若店主是美国人或欧洲人，谁会这么做？”

确实，香港这块没有任何天然资源的弹丸之地，正是凭着千千万万个像上述店主般勤奋的港人，才造就了今天的繁荣。只不过，若兰德斯还在世，若他再次来香港，恐怕会大失所望，最近几年，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人正渐渐失去上一代拼搏进取的精神。

上个星期，香港知名商人施永青在报章撰文，引述投行的朋友披露同业近年已甚少聘用香港年轻人，除了因为他们在试用期间缺乏突出表现，另一个原因是年轻人知道在投行工作很辛苦，而且竞争激烈，所以不愿接受挑战，以至近年来应聘的本地新一代都少了。

施永青的朋友还说，他入行时很乐意加班，因为加班说明公司在用他，他会尽量做好工作以证明公司并没有用错自己。但近年来，一过下午4时30分，他都不敢指派工作给香港人做，因为曾被下属抱怨这么迟才指派任务，下属称不敢保证工作一定能在当天完成。另有一些人即使没有口出怨言，但也面露难色。

就我长期在香港生活的观察，施永青描述的情况的确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普遍现象，而且越来越明显。前一阵子，我和一些开公司的朋友聊天，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谈起了新一代香港年轻人素质下降的问题。朋友甲批评，近年港青敢于争取权益，但又缺乏责任心，很少年轻人能够准时上班，迟到的也甚少觉得不好意思。

从事媒体业的朋友乙则慨叹，港青的文字水平每况愈下，稿子不流畅不在话下，而且对薪酬待遇要求多多。至于能力较强的记者，往往做了两三年，就拿着信封走到老板面前说要辞职到海外工作度假（working holiday，即出国长期旅游并打临时工补贴旅游费用），或者在家做自由撰稿人。大家都慨叹这一代的香港年轻人给宠坏了。

香港青年的上进心大不如前，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是当今的年轻一辈日渐重视“后物质主义”。近年不少调查都显示，除了个人成就、财富地位，香港年轻人越来越重视自我表达、自由自主等。

由此，很多港青开始追求“慢活”的生活方式。在他们眼中，人生好像一幅拼图，由工作、家庭、朋友及兴趣等不同的组件拼凑而成。人生的意义不应只限于一份工作，他们更在意的是一种张弛有度的生活哲学。

如果说上述原因是全球性趋势，香港年轻人“不思进取”的另一个原因就有点悲哀了。那就是很多人面对楼价高昂的大环境，觉得纵使努力也无用，变得迷茫、自我怀疑，结果是“无欲无求”，成为“佛系青年”。

其具体表现在于：部分青年要么选择一些没有前景但轻松的工作，要么每个月都去短途旅游，成为“月光族”，没有长远的人生目标。当社会批评这些年轻人不思进取的同时，往往忽略了他们內心的无奈。

平心而论，香港的年轻人并非人人都是游手好闲，大部分人只是有志难伸，于是唯有看淡一切，其遭遇委实令人同情。但在当前竞争激烈的全球化年代，以眼下香港年轻人的工作态度，恐怕很难让香港继续维持强大的竞争力。特区政府应该好好反思如何激发港青的斗志，令香港再次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