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社评

修订《逃犯条例》争议，各界提出不少替代建议，其中以“港人港审”最受关注，惟政府认为并不可行，坚持现有方案可取。社会对修例不安，归根结柢是港人对内地司法制度缺乏信心，这是真实存在的政治问题，必须正视。“港人港审”可以处理信心问题，具体实践确有不少困难，需要从长计议；若说“港人港审”牵涉法律制度根本改变，政府的修例建议，亦是对现行法律和制度一次重大改动，不应仓卒行事，合适做法是先处理台湾杀人案，第二阶段才处理完善制度问题。

信心问题客观存在  “港人港审”检视利弊

政府建议修例理由有二：一是处理台湾港人谋杀案；二是堵塞现行法例漏洞，以免香港成为逃犯天堂。政府多番表示，修例草案已提供足够人权保障，移交程序亦与国际标准接轨，可是社会显然仍有很多疑虑。

前刑事检控专员江乐士提到，现时香港不能移交逃犯到内地、澳门或台湾，漏洞需要堵塞。从法律角度而言，江乐士有一定道理，不过从政治角度出发，修订《逃犯条例》所触及的港人信心问题，同样不能漠视。港人信心信任问题，本质就是政治问题。江乐士认为，近年内地司法有很大进步，香港社会毋须“过分忧虑”，然而港人对内地司法制度缺乏信任，乃是客观存在的政治现实，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为港人所提供的司法保障，很大程度也是希望释除港人对内地司法长臂伸延到香港的疑惧。法例修订若不能反映民心关切，有可能影响公众对一国两制的信心。

为了寻找出路，有法律界和政界人士就修例提出反建议，诸如采用“港人港审”原则，倘若非本地人在内地犯事潜逃香港，可授权行政长官和本地法庭决定是否“交人”，如果涉及港人，则由香港法庭审理。不过政府认为，这些替代建议存在刑事追溯力问题，无法处理台湾杀人案，现实上并不可行。

政府认为现时的修例建议较为可取，惟观乎社会反应，政府方案并未能解决信心信任问题。“港人港审”在社会引起较大回响，一大原因是它较能回应信心问题，尽管在法律和实际操作层面，“港人港审”确有不少问题需要深入讨论。举例说，由于疑犯是在外地犯法，本港警方无法往外地搜证，需要其他地方执法部门提供协助，当中有不少技术困难需要克服，还要考虑如何判断证据证供是否可信等问题。

政府对“港人港审”有保留，理由之一是香港属于普通法法域，奉行“属地原则”，通常只有在案件全部或部分发生于本港境内，才会行使司法管辖权，“港人港审”赋予香港法院域外法权，涵盖范围并非仅仅数项重罪，而是数十项罪行，将会根本改变本港普通法制度。法律界对此看法不一。

有意见认为目前本港一些罪行亦有域外法权，防贿条例即属一例，“港人港审”并非重大改动，中法引渡协议亦有相似安排，可是亦有意见认为，没有司法管辖区会轻易放弃管辖权，即使是美国，域外法律亦只局限于税务、恋童、政治制裁等罪行，对于杀人放火等，美国也不会“美民美审”，宁愿与人权状况一般的国家如古巴等订立引渡条约。这些观点分歧，需要透过更多讨论厘清，毋须急于一锤定音。社会需要法律界权威人士提供更多中立客观意见，以便社会理性讨论。

修例涉根本法律改动  政府不应该仓卒行事

最近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港大法律学院教授陈弘毅发表文章，阐述他对移交逃犯问题的研究。陈弘毅援引美英加拿大例子，指出两地在没有签订协议下引渡逃犯一向是“例外”，由于没有引渡协议订明的交人限制和保障，这类“例外”处理一般都会从严，很少引用，相比之下，当前港府的修例安排，提供的保障仍嫌有限，多方面都不及正式引渡协议。不少法律界人士关注，修例通过后，以个案形式单次移交逃犯到内地会否成为常态，导致两地失去诱因商讨长期移交协议，政府有责任消除上述疑虑。

政府提到，“港人港审”是对本港法律制度一次重大改动，并不可取，然而陈弘毅的研究指出，政府的修例建议，实际是建立一套新的引渡移交机制，赋予行政长官很大的引渡权力，这同样是对现行法律一个根本改变。倘若政府认为“港人港审”牵一发动全身，修订《逃犯条例》同样亦涉重大改动，基于同一原则，政府亦不应仓卒行事。

当局常强调，修例目标是要处理台湾杀人案及堵塞法律漏洞，然而两者是否一定要同时处理，大有商榷余地。政府先处理台湾杀人案，之后再从长计议堵塞漏洞，既可解决即时伸张公义需要，亦可周全理顺信心信任问题。现时政府的修例建议，既未足以回应市民疑虑，又有诸般不足，当局剔除9项主要涉及经济的罪行，释出错误信息，令人以为当局容许香港成为经济罪犯天堂，亦令堵塞法律漏洞理据变得薄弱。政府修例安排，应当让整体社会而不仅是某些界别人士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