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社评

“占中九子”案判决，9名被告各有罪名成立。2014年的占领运动，既是公民抗命争取民主的运动，亦是“一国两制”实施以来最大型政治冲突，“九子”案牵涉多名“占中”发起人，是这场群众运动的核心案件，法庭责任是根据法律和案情判案，然而占领运动留下的政治和社会烙印，不会因为裁决而消失。经过数年沉淀，市民知道公民抗命所为何事，惟更加看到法治的重要，以及“违法达义”的局限；香港民主之路并未因为占领运动而拓阔，反而愈走愈艰难，亦加深了不少人的无力感。占领运动事过4年有余，香港社会仍处于政治迷失之中。

抗命需要合理合度  九子案裁决提界线

占领运动持续79天，最终以清场作结。尽管事过境迁，一些铁杆支持者和反对者谈起这场运动，依然咬牙切齿。占领运动强调群众主导，抗拒“大台”，然而无可否认的是，部分人的角色确实较为鲜明突出。“占中三子”戴耀廷、陈健民和朱耀明，早于2013年初便提倡公民抗命，提出“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争取“真普选”，被视为占领运动的理论奠基者和发起人，亦是“九子”案的3名主要被告。至于其余6名被告，亦因为扮演了呼吁者的角色，结果被控以煽惑他人犯公众妨扰罪等罪名。

“九子”案触及公民抗命、言论自由、妨扰公众等概念，法官判辞对此均有阐述，当中一个关键重点，是公民抗命必须合理合度。去年终审法院就“双学三子”案作出终极裁决，提到公民抗命必须是“和平、非暴力”，不可超越宪法保障的和平集会界线，今次裁决亦提到公民抗命必须合乎比例。判辞援引外国案例指出，抗命者与执法者之间存在一种默契，一是抗命者的行为不会构成严重破坏或不便，二是抗命者愿意接受法律惩罚，以证明行动真诚基于信念。法庭认可公民抗命概念，量刑会考虑相关因素，惟定罪与否只会看违法元素，公民抗命并非刑事控罪辩护理由。从法治角度而言，不能说九子裁决是政治报复，又或打压和平示威，遑论“迫害政治犯”。

辩方提到，群众参与占领运动，行为并非他们所能控制。不过判辞指出，无论是“占中三子”原先构思的占领中环，还是实际发生了的占领运动，都是以违法方式，不合理堵塞公众地方，当九子所号召的行动将会长时间影响到他人权利及带来不便，其实已经超出言论和集会自由的合理界线，足以构成公众妨扰。诚然，今次相信并非“九子”案终极裁决，估计日后上诉，控辩双方仍会就公众妨扰罪，以及煽惑他人煽惑公众罪的定义等，展开连番争论，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由终审法院“双学三子”案到今次“九子”案，判辞均带出了一个信息﹕公民抗命也有界线。大众不能随便将裁决与“寒蝉效应”混为一谈。

“违法达义”未见出路  法治原则不能毁弃

占领运动是六七暴动以来香港最大型的政治运动，“九子”案不过是这场运动衍生出来的一宗案件，法庭可以从法律角度，处理与这场运动有关的违法行为，然而“九子”案背后所包含的政治属性，实非法庭所能处理。“占中三子”号召公民抗命争取民主，最终发展成为一次与中央硬撼的政治对抗，性质与2003年50万人游行反对港府23条立法，存在重大分别。占领运动最终无功而还，经此一役，香港与中央关系丕变，这边厢港独冒起，那边厢中央进一步收紧对香港控制。以往香港民主运动性质较为单纯，可是这几年民主运动却有与港独自决思潮綑绑在一起的势头，香港争取民主之路变得更为崎岖。

过去数年，香港经历了旺角暴乱、立法会取消议员资格的DQ风波，以及立法会补选民主派屡战屡败，无论传统民主派、本土派及温和民主派的支持者都感到相当无力，港独面对中央大力遏制，体制内难有生存空间，惟传统民主派又不想与激进力量划清界线，所有问题綑绑在一起，大家都看不到争取民主有何出路。诚然，占领运动确令公民抗命概念在公民社会扩散，然而这几年一连串围绕政治抗争的案件亦令普罗大众看到，法治是香港绝对不能毁弃的最核心价值，不管公民抗命理想有多崇高，一旦与法治精神等其他核心价值发生矛盾，市民就要思考，该当以何者为重。

占领运动过后，香港陷入了政治死胡同，港独固然行不通，“违法达义”也不见得是出路。“一国两制”是香港现实唯一出路，推动民主化最终也只能回到这个框架之下。公民抗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标，民主派和中央都需要重新思考，究竟双方可以怎样重新相处、重启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