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点   港澳突搜

我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学位于沙田区，依山而建，从山顶到山脚都是建筑物。每年一到夏天，学生们要上下山上课，很多人都汗流浃背，苦不堪言。在我读中大的那个年代，不少同学趁空档时间就去中国研究服务中心逗留。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位于中大山腰的田家炳楼。对我们来说，那裡人不多，环境清幽，还有不少独立的书桌，是很好的中途休息站。

毕业后踏入社会工作，才知道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原来大有名堂。它的前身是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于1963年成立的“大学服务中心”，专门为冷战期间从海外到香港来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服务，拥有当代中国国情研究最齐全的图书馆。1988年，中心加入香港中文大学，更名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像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这种历史悠久的机构，多年来吸引许多著名西方学者前来做研究，例如刚去世的“中国通”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还有专门从事中国和日本研究的哈佛社会学家傅高义（Ezra Vogel）和孔杰荣（Jerome Cohen）等人。这些人在中心也留下不少有趣的故事。中国问题权威专家包瑞嘉（Richard Baum）在2010年出版的《中国观察者：一个北京窥探者的自白》就披露了一个小故事。

话说中国自1949年后基本上与西方世界断绝联系，进入所谓的“竹幕”时期。在上世纪60年代，如何获取新中国的第一手研究资料，颇让西方学者头痛。包瑞嘉表示，外国学者由于没法子接近中国大陆，只能通过香港采访从大陆偷渡到香港的大陆人来获取信息。

包瑞嘉忆述，当时有两名来自广东的偷渡者，名叫小杨和老杨，由于他们非常了解中国的情况，差不多成了中心的常客，经常被中心的学者们访问，“以致人们半开玩笑地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关于中国大多数学术著作、文章和博士论文，都是建立在这两个人提供的信息上。”

中国政府上星期公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后，香港各方阵营出现不同看法。其中，民主派的公民党党魁杨岳桥就批评整个规划过程缺乏透明度，最受影响的香港人从未被谘询，让人担心香港的独特地位可能会被削弱。

杨岳桥这番讲话，不禁让我想起有关小杨和老杨的故事。

香港回归21年来，中国大陆在经济上处处让利，却愈来愈得不到香港民心。不少人说，个中原因是中央政府偏听商界，事事将商人利益放在港人利益之上，令各阶层的对立日益明显，结果港人迁怒于北京。这个看法虽有点夸大，但确实是原因之一。

香港回归后，由于小圈子选举，商界地位大为提升。我认识一个姓杨的朋友，在左报工作，平时经常帮商界名人在左媒撰文发声。日理万机的北京领导人往往是通过左报了解香港情况，结果很多决策都是建立在这些人提供的信息上。我的朋友也像是包瑞嘉笔下的“老杨”随时影响了北京对港政策。

近年来，北京主管港澳部门增加派员到香港“收风”，一面倒偏信商界情况已大有改善。以刚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为例，据我所知，从粤港澳大湾区概念提出到最终形成规范文件，背后都有一批“智囊团”经过实地调研考察、梳理、总结以及提交建议，而不是只听从“老杨”的意见。有趣的是，反而是杨岳桥等民主派人士，近年越来越担当起“小杨”的角色。

过去几年，杨岳桥、李柱铭和黄之锋等人多次出访欧美，与当地政商界陈述香港情况。在外国访问期间，他们不断打悲情牌，每一个议题无论大小，都说成是香港生死抉择，令不少不熟悉香港的欧美政界人士对香港持悲观看法。

坦白说，近年来香港的发展确实不尽如意，但也不是民主派所说的一无是处。民主派在欧美一面倒“唱衰”香港，某程度上也向西方国家呈现一个不太正确的香港面貌。而欧美国家发表的年度香港报告，往往由香港民主派这些“小杨”垄断了话语权，结果进一步加深了西方对香港的负面观感。

说到底，香港“小杨”和“老杨”背后，都是各种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在成熟的公民社会中，他们有权为本身的权益发声。关键是：假如出现一家独大的畸形局面，对香港是不是好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