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社评

香港外国记者会（FCC）第一副主席、《金融时报》亚洲新闻主编马凯（Victor Mallet）上月申请香港工作签证续期遭拒，不少人都将今次事件，与早前马凯主持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午餐会演讲联系起来。各地政府有权基于各种原因，拒绝个别人物入境，毋须解释，这是国际社会常见做法。

单论法理，特区政府有权这样做，然而若考虑现实政治利害，政府拒绝马凯工作签证续期申请，并不恰当，难免有损本港国际形象和新闻自由形象，事件只有消极意义，看不出对香港有积极好处。当局应对港独，需要通盘考虑精准打击，避免七伤拳“未伤敌先伤己”。

拒批马凯工作签证  政府未伤敌先伤己

《金融时报》发表评论，对马凯事件深表遗憾，本港和国际多个记者组织亦促请政府撤回决定。英美欧盟发表声明，关注香港新闻及言论自由，英国外交部要求港府“紧急解释”，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则强调，特区政府有权依法决定是否批出签证，外国无权干预。

特区政府重申一贯立场，强调不会评论个别出入境个案，然而多数人都联想到FCC邀请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演讲风波，认为两件事无关，未免自欺欺人。香港民族党宣扬港独，政府援引《社团条例》查禁，FCC在禁令落实前邀请陈浩天演讲，据悉外交部驻港特派专员公署曾接触FCC，要求重新考虑，惟FCC拒绝。事件由外交部介入交涉一刻开始，实际已升至外交层面，马凯事件只是激起更大外交风浪。

特区拒批工作签证，背后会否牵涉更复杂的外交问题，外界无从得知，然而FCC邀请陈浩天演讲所掀起的外交风波，显然仍在不断发酵。

单从法律层面来说，当日FCC有权邀请陈浩天演讲，特区政府没有法律工具可以阻止，现在特区政府亦有权不解释拒绝马凯工作签证的原因。说到底，各地政府都有权决定是否向某人批出签证，毋须解释，这是国际常见做法，过去港英政府亦如此，有台湾学者便提到，1956年至1980年代中，港英政府的台港关系政策，主要视乎两岸关系和中英关系需要，“采用出入境管理和社团控制措施”。

然而法律容许的事，不代表在政治层面是明智做法。不管是当日FCC邀请陈浩天演讲，还是今次港府的处理，都需要从政治现实主义角度审视，判断是否符合香港利益。

传媒专业不是传声筒，处理争议题目不应只让事件一方发声，还会力求平衡兼听。FCC邀请陈浩天演讲，批评者认为超出了新闻自由范畴，变成宣扬港独活动，FCC则强调只是让会员接触不同观点。不管FCC目标为何，观乎整场演讲，大体就是让陈浩天高谈港独理念多于观点交锋，实际政治效果确是为宣扬港独提供了平台，让港独议题提上国际层面，将香港推向大国博弈风浪尖，于香港没有好处。

不过现在政府不向马凯批出签证，对香港同样不见得有积极意义，任何人审视前因后果，都必然觉得当局今次做法是秋后算帐，“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实际是令香港成为政治磨心。

近年新闻自由在全球多国面临压力，部分国家严控传媒，亦有执政者动辄以“假新闻”之名向传媒施压。本港未出现这样的情况，惟马凯事件无可避免有损外国人对香港新闻及言论自由的观感。也许当局希望藉着今次事件，向国际社会表明对港独“零容忍”，然而这其实是未伤敌先伤己的七伤拳。

部分外国传媒工作者可能因此变得更关注港独议题，一些西方国家亦有更多口实，以“维护言论自由”之名暗挺港独力量，藉以向北京施压，令香港政治处境更凶险。

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是港人珍视的价值，理念原则必须维护，惟言论自由并非没有界线，在现实政治操作中，这条界线有时相当模糊。举例说，在西方世界，如何处理激进伊斯兰思潮才算恰如其分，言人人殊，不同政府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处理宽紧亦有很大差异，评价一处地方的言论自由实质状况，须作整体检视，不会只以个别敏感议题作为唯一指标。港独问题涉及言论自由，惟言论自由亦非如何处理港独问题的唯一考虑角度。

缺乏法律工具抗港独  政治手段处理不理想

“一国两制”是矛盾统一体，一国与两制互相制约，理想状况是两者取得良好平衡，让香港可以在一国之下，享有两制最大空间。港独最大危害是否定一国，逼香港进入死胡同，促使中央收紧对港控制，令到两制空间愈收愈窄。港独组织未成气候，惟FCC演讲风波和马凯事件，已说明港独问题对香港的影响，特区政府没有法律工具应对，唯有以政治或行政手段应对，类似情况近年再三出现，衍生的问题和伤害亦愈来愈多。

国际形势丕变，香港需要更多考虑国家利益的压力愈来愈大。香港若要有更多政治回旋空间，需要有法律手段处理国家安全问题。《基本法》第23条立法现在成了“必要之恶”，目标是要确保政府和所有人做事都要有规有矩，避免利用灰色地带钻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