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明报社评指出，香港淫亵物品审裁处将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小说《刺杀骑士团长》（下文简称《刺杀》），暂评为第二类不雅物品，出售要“包胶”及附上警告字句，惹来猛烈批评，多间出版社及组织发起联署抗议。虽然《刺杀》书有性爱描写，然而不应该将有关情节从整部作品割裂出来，断章取义归类为“不雅物品”。外国法庭经典判例指出，何谓淫亵不雅必须从“人之常情”出发，以常识常理作判断，今次淫审处的决定，明显无视小说前文后理，完全没有从文学角度考虑。淫审处应当重审《刺杀》评级，以及全面检讨现行评审机制准则，以免日后又再闹出国际笑话，令香港蒙羞。

淫审不离“人之常情” 判断不能断章取义

《刺杀》是一部充满奇幻色彩的小说，描写一名中年失婚画家追寻自我的奇幻历程，故事还触及纳粹德国入侵奥地利和南京大屠杀等题材。村上春树小说一向不乏性爱描述，《刺杀》亦不例外，当中既有主角与有夫之妇发生关系的情节，展现主角离婚后的沉沦迷失，亦有第二主角与女友的性爱描写。第二主角之后苦苦追寻私生女，正是由此而起。

有关情节对于故事铺陈和角色描写，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淫审处显然没有考虑文学角度，而是仅仅根据性爱描写，判定《刺杀》为不雅物品；更讽刺是，根据淫审处评级，《刺杀》竟与《龙虎豹》等色情刊物并列。诚然，判断一部小说是否卖弄色情，不应该受作家名气又或作品热卖影响，必须实事求是，然而即使是不太认识文学的人，恐怕也会认为把村上春树小说与色情刊物并列是匪夷所思，有悖人情常理。

“我看到了就会知道（I know it when I see it）。 ”这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已故大法官斯图尔特（Potter Stewart）的名言，出处正是一宗关于淫亵不雅物品的官司。1964年，斯图尔特在判决书谈及淫亵物品界定准则，承认很难清晰说明“低俗色情”的定义，“也许我永远无法以明白易懂方式，成功做到这件事，不过当我看到了就会知道。涉案电影不属于这一类”。斯图尔特这句名言， 说明了两个情况。首先，要用言词精准定义何为淫亵不雅，是不可能的任务，就连思辨最缜密的人也做不到，没可能简单把某些画面或文字描写当成“硬指标”，一见到便定性为淫亵不雅；第二，何为淫亵难以言喻，惟亦非全无准则，重点在于根据常情常理做判断。斯氏“看到便知道”准则广获称许为现实、合理和公道，原因正是它以“人之常情”为出发点。

197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进一步阐述了何谓淫亵不雅。最高法院提出了3项衡量标准，包括：1）按照当地社区标准，一般人看到作品整体后，都会认定那是旨在官能刺激；2）作品必须是以明显冒犯方式描述性行为；3）作品整体必须缺乏“严肃的文学、艺术、政治或科学价值”。今次淫审处决定备受批评，原因就是未有从“人之常情”角度出发，亦没有考虑作品整体意图，以及是否有严肃文学艺术价值。

淫亵条例检讨拖10年 审裁员代表性惹质疑

当代中外很多着名作家的文学作品，都有性爱描写，这些文学作品跟“咸湿小说”的分别，在于它们并不是用作官能刺激工具。淫审处将《刺杀》暂评为不雅物品，若非目不识丁、不懂文学为何物，就是只懂机械式评审，一见性爱描述便判定为“不雅”。外国舆论不明白淫审处为何有此荒谬决定，要么怀疑香港没有欣赏文学的品味，要么猜测是否另有政治动机，例如有日本传媒重提村上春树曾支持本港占领运动。

过去淫审处不止一次将带有性或裸露成分的文化艺术作品，评为淫亵不雅，由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大卫像到《汉代春宫图》，都曾被评为“不雅物品”，成为国际笑话，今次《刺杀》“不雅”风波，令人再度关注淫审处的评审机制和准则。淫审处现有505名审裁员，由终审法院首席法官任命，容许市民自荐加入，每次由裁判官领导数名审裁员评审。有审裁员称，审裁过程仓卒，只聚焦露点及性爱内容，根本没机会看毕整本书刊或电影后再作判断，并非如《淫亵及不雅物品管制条例》所言，让评审员了解物品“整体效果”再评审；有人则投诉，一些宗教或保守团体“动员自荐”加入审裁小组，影响裁决结果。凡此种种，均须纠正过来。

10年前，政府就《淫亵及不雅物品管制条例》展开检讨，未料波折重重，直至3年前才公布修例建议，提倡废除淫审处的行政职能，意即不再为主动送检物品评级，只履行司法裁定职能，以及把审裁员由500人增至最多1500人，然而事隔3年，当局仍未向立法会提交修例草案，进展之缓慢，令人无法接受。政府必须尽快落实修例，同时提高审裁小组代表性，反映主流社会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