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势力”这个词语，在过往一直被不少香港人误认为是危言耸听之词，这跟原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陈佐洱早于二○一二年便曾指“‘港独’像病毒一样蔓延”一样，遭到不合理的轻蔑。然而，当看到十二名美国国会议员日前竟去信挪威的诺贝尔委员会，提名触发违法“佔中”的“双学”三人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竞逐诺贝尔和平奖，大家还敢断言“外国势力”并不存在吗？

西方培植的新一代“代理人”

需知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向来喜欢透过媒体在其认为“缺乏民主”的国家和地方树立一名“代理人”。香港这个完全自由又有政治战略价值的地方，显然是他们的“必争之地”。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如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亦如是，他们在过往一段长时间均曾担任西方的“代理人”。在外国势力眼中，在二○一二年“反国民教育风波”中“一战成名”的时任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正是适合他们培育的“代理人”继任人选，事实上，在二○一四年的违法“佔中”过后，黄之锋已俨然是继李柱铭、黎智英之后的新一代西方“代理人”。就让我们回顾一下这过去几年发生的种种，或许大家就会明白黄之锋等人获提名竞逐诺贝尔和平奖的背后黑暗面。

违法“佔中”爆发后不久，黄之锋即登上新一期美国《时代杂誌》亚洲版封面，封面标题为“抗争的脸孔”（The Face of Protest）。文章夸赞黄之锋和其学生伙伴，引起了一场动摇香港年轻一代的“地震”。《时代杂誌》杂誌十月又把黄之锋列为该年度二十五大最有影响力的青少年之一，形容他是“希望的象徵”（symbol of hope），与出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拉拉等全球多位独当一面的年轻人“齐名”。

如此的例子实在多不胜数。像法新社在二○一四年年底公布的年度十大最具影响力人物，当时年仅十八岁的黄之锋，竟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及教皇方济各等国际领袖同时上榜。二○一五年三月，美国财经杂誌《财富》（Fortune）选出全球五十位杰出领袖人物，黄之锋再一次登上外国杂誌，亦是唯一榜上有名的香港人。

在“佔中”后的一年多时间内，黄之锋离奇获邀于英国牛津大学牛津辩论学会发表演说，牛津辩论学会拥有差不多二百年歷史，英国前首相麦美伦曾称它为“世上自由言论的最后一个堡垒”。黄之锋不但是首个在此演讲的香港政治人物，同时也是牛津悠长歷史中最年轻嘉宾之一。其后他亦先后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伦敦国王学院、伦敦大学学院、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及玛丽王后学院等，与师生“分享”他对所谓的“香港民主进程”、“自决运动”以及“议会世代更替”的“见解”。

最特别的是，二○一五年九月李柱铭以“以老带新”方式，应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邀请，与黄之锋一同赴美出席有关“佔中”和香港民主发展的研讨会，进一步“唱衰香港”。

当大家明白黄之锋的“代理人”身份，就不难明白今次美国政客为何会把黄之锋等人绑上跟中国较劲的的政治战场最前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