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教育局副局长蔡若莲儿子堕楼身亡，教育大学“民主墙”上出现幸灾乐祸的标语。教大校长张仁良形容此等行为“超越人性道德底线”，不少社会人士也纷纷加入声讨。教大学生会则表示有关内容带人身攻击和侮辱性，已清除标语，但学生却表明不希望校方藉机收窄言论自由。

把事件连上言论自由 既牵强也令人气愤

道理其实是不难明白的。政见不同，可以公开辩论，甚至互相对骂，但不作人身攻击、不拉扯当事人的家人至亲入政治漩涡，应该是基本守则和底线。一名人到中年的母亲丧子，白头人送黑头人，是人生最悲惨的事。选择在这个最痛的关节眼上再踏一脚，当事人真的是痛不欲生！有些评论硬要把此事连上言论自由，既牵强，也令人气愤。

最令我不解的，是在“民主墙”上贴出“恭喜”字句的人，动机到底是什麽？纯粹因为政治（你是建制我是泛民），还是与蔡若莲有私人恩怨？在对手遭逢家庭惨剧时借题发挥，宣扬不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如果真是私人恩怨，贴标语者跟蔡若莲又有什麽深仇大恨？从教大的“民主墙”风波，到最近的中大学生会前会长高声以粗口、以“支那”斥骂内地学生，我看到的，是本地政治对立中充满着各种仇恨：对政见不同的对手、对内地人（ 即使不认识 ）、对上一代（世代之争），不论有权无权，太多的仇恨对象，淹没了理智和理性，充斥的都是咒骂和偏激。

仇恨作为政治工具

按道理，政治应该要团结大多数、与人为善、争取支持。然而，近10年来由于社会严重分化、网络传播力惊人，以仇恨作为鼓动和争取支持，成效往往胜过正面倡议、对难题提出解决方案。美国大选特朗普以种族仇视唤起美国人对移民政策的强烈反感，帮助他胜出了大选。毋庸讳言，香港新兴的本土派、港独派的文宣和论述，也是以“仇视大陆”作为号召，得到一批年轻人的支持。

台湾师范大学曾经追踪岛上四大报（《中国时报》、《联合报》、《自由时报》、《苹果日报》）去年上半年的报道，分析其仇恨言论的数量和比例，得出了3个结论：第一是政治相关的仇恨比例非常高；第二是政治以外的仇恨言论与当地的热门议题有关；第三是媒体的报道方式引发仇恨言论。香港没有做过相类的研究，但看来台湾方面的现象和香港庶几近矣。以仇恨作为政治工具，能够刺激群众的情绪，把对手彻底妖魔化。在这个过程中毋须讲大道理，甚至不需要证据，只要让仇恨冲昏头脑，就能凝聚成一股力量，在政治上取得优势。国际特赦组织早前发表了一篇短文〈仇恨政治当道，我们还能独善其身吗？〉，有如下一段：“‘仇恨政治’似乎愈来愈有市场，人们容让，甚至支持将侵害‘他者’人权的行为合理化。”现实确是如此！

大家期望的不是学生们强辩

事发之后，教大学生会的负责人在记者会上说为何只谴责贴标语者，却不去谴责罗范椒芬和吴克俭……如此辩解，扯得太远了吧？13家大专院校的学生会在周日晚发表联合声明，说“年青人对教育局及蔡若莲的不满无处发泄，最终诉于不当的情绪宣泄，实在是情有可原”。相信各院校的学生会负责人搞错了。在大部分正常人眼中，当别人承受丧子之痛时说“恭喜”，这不是“情绪宣泄”，而是有乖常理、没有同理心，把政见分歧凌驾人性情理之上。大家期望的不是学生们强辩，而是当事人承认错误、真诚道歉，这要求不算过分吧！

仇恨政治的特点，是你不需要认识被仇恨的对象，只要找到目标，就可以用尽一切方法攻击、报复；“有仇”当然“必报”，然而报仇的对象，跟攻击者可能是完全没有关系的。经济学家也对仇恨做过分析：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Edward Glaeser在2005年发表了一篇题为〈仇恨的政治经济学〉文章（"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atred"，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以供应和需求去分析仇恨。他用3个例子作说明：美国的种族主义、纳粹德国反犹太人和伊斯兰世界仇美。据教授分析，仇恨非先天基因决定，而是随时间和社会环境而变，换言之是后天因素主导。在“供应”方面，政客为了政治目的制造煽动仇恨的言论，令其得以取得更大权力。至于仇恨的需求方、对真相兴趣不大的群众，会因仇恨言论而巩固自我认同、强化我群利益。现在看来，这套分析架构套在教大的风波中相当恰切，反建制群体中的大学生（尤其是学生会）因这次事件变得更加“团结”（强化本群体利益），更“理直气壮”地排挤“非我族类”（包括政府官员、大学管理人员、批评学生的建制派）。

如果在教大贴标语的人不是和蔡若莲“有仇”，而是藉制造仇恨操弄政治，他／她的手法也相当高明，因为攻击蔡若莲之后，教大校方和政府高层高调谴责，贴标语者随即“再辟战场”，把矛头转向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他妻子刘霞。这一招很明显，是想“测试”校方和政府官员会否一视同仁，也“扞卫”刘晓波而谴责搞事者，间接是逼校方表态。结果是教大校方同样谴责，并说会把两宗个案合并处理。其实对教大校方而言，为刘晓波“出头”谴责贴标语者政治风险极低，即使高调“维护”这名内地异见人士也不会有什麽政治后果（刘晓波已经逝世）。如此作为，反映贴标语者想利用大学“民主墙”制造政治效果的目的十分明显。

仇恨在港蔓延 令人忧心

据哈佛教授Glaeser所言，带着仇恨意识的公共论述，不能给社会带来希望和快乐；友善和信任的环境才有利创新和繁荣（参考叶家兴〈仇恨的供给与需求〉，《天下杂志》2015年12月10日）。充满仇恨和散播仇恨的社会并不正常，这趋势似乎正在香港蔓延，这才是教大“民主墙”风波最令人忧心的地方。

文：陈景祥，资深传媒人

来源：香港明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