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20周年●系列报道（二）

特稿

“回归20年，你觉得香港变了吗？”如果拿这个问题去问香港人，答案应该一致为“是”，但到底哪些东西变了？不同人又会有不同见解，对香港前途乐观或悲观的差别，就此凸显出来。

除了变，香港还有不变的。最明显的是一些表象，例如：假日的茶楼依然客似云来；黄大仙庙的香火仍然旺盛；每到赛马日马场还是人声鼎沸；港人驾驶汽车照样右航左行。

法官还是穿着黑色长袍、戴着假发；维多利亚女王的雕像依然伫立在维园入口处；港人仍享有回归前原有的公众假期如复活节、圣诞节等；中环兰桂坊还是著名的“烂鬼坊”，只是多了一些大陆人。

若深入讨论，亲建制人士会提出，每年的“六四”晚会风雨不停，《苹果日报》天天骂北京，显示香港仍有言论自由，北京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决心没有变，香港的法治没有变，香港对国家的地位与作用也没变。

但反对派就不同意了，他们认为这些东西已变。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就感叹：“短短20年，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断削弱。”她说，近期北京越来越罔顾港人的看法与感受，不用到2047年，香港可能已经没了两制。

时评家程翔也认为，北京通过各种渠道，比如“人大释法”、发表白皮书等方式，赋予《基本法》新的定义，实质上是修改了《基本法》。

港人感受到北京治港政策发生巨变，分水岭在2003年“七一”50万人上街，此后港人开始感觉到北京之手无处不在。再隔约10年，2014年“占领运动”及“港独”思潮兴起，更令北京加强对香港的限制。

主管港澳事务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上个月在北京的“纪念香港基本法实施20周年”座谈会上，提出希望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要“用实用好”《基本法》，对于属于中央的权力，围绕对特区法律备案审查权、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任命权、《基本法》解释权和修改权、特区政制发展问题决定权、中央向行政长官发出指令权以及听取行政长官述职和报告权等，要制定和细化有关规定，健全落实具有操作性的制度和机制。

出席该座谈会的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认为，张德江的发言比2014年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一国两制白皮书》更重要，是20年来对一国两制最全面、权威，既有理论性又有针对性的论述，指导着北京未来的治港政策。

刘兆佳指出，从张德江的发言可见，北京跟特区政府有明确分工，北京要认真履行作为一国两制“第一责任人”及“最终责任者”的角色，一些重要事项不会假手于香港。

香港城大法律学院教授顾敏康认为，虽然北京对香港政策的总体原则没有变，但在回归初期，北京更多的是强调“两制”，结果让大家对高度自治的认知发生了偏差。

他强调，不能因为当时北京对“两制”比较重视，就认为“两制”是漫无边际和绝对的。北京具有全面的管治权，只不过是通过《基本法》把一些管治权授予了香港。

由此观之，回归20年香港的最大改变，就是北京的治港政策，由放任“两制”，改为具体执行“一国”，以防“港独”蔓延。

在本月16日解放军驻港部队“驻香港20周年庆祝大会”上，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冯巍进一步指出，驻军香港就是一国两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对香港的全面管理权得到有效落实，其中驻军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他透露，在香港回归20年以来，国务院港澳办和驻军曾共同应对复杂局面，包括在处理“占中”等事件中，驻军是他们处理复杂局面的坚强后盾。

所谓复杂局面，北京指的就是国际形势的变化，除了担心外部势力介入香港事务，利用香港作为“反华”桥头堡以外，随着台湾政情发生变化，香港“一国两制”对台湾的示范作用也要跟着变化。

于是，北京对“一国两制”当中“高度自治”的解释，就发生了变化。伴随着这个变化，本来高度商业化的香港，也变得日益政治化，示威活动愈趋激烈。香港的民主化进程也被“卡”，《基本法》中原来列明循序渐进推进民主，如今已受到阻碍。

殖民地时代的港督对香港的看法也迥异，“末代港督”彭定康15日在亚洲出版业协会的颁奖礼上，以录像演讲再次批评“北京不断收紧对香港自治的管制，中联办试图介入港府所有部门，并出现对法官、法治的攻击及直接干预”之际，另一位前港督卫奕信此前则在伦敦接受香港《明报》专访时称，香港主流社会须保持务实态度，了解在现实条件限制下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香港要保持成功，行事时必须令北京觉得香港不构成威胁”。

香港现在就是处于这样一个两极的状态：有一部分人认同彭定康对北京的批评，部分年轻人更接受“港独”理念；同时也有人接受卫奕信的忠告，认为应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本分，相信香港须首先搞好经济和民生。

据解冻的英国政府机密档案显示，已故领导人邓小平当年解说“50年不变”的因由时指出，提出50年期限是为了让中国成为经济发达国，香港繁荣稳定有助中国大陆现代化，同时也是为了保持与台湾的关系稳定50年，大陆不愿与台湾开战。

部分泛民政党及本土派组织，就将“50年不变”设定为香港特区的“大限”，即到了2047年香港就可能变成“一国一制”。

30年后的香港 是“一国一制”？

30年后的香港到底是否“一国一制”？现在还很难说，时间太久远了，而世界瞬息万变，包括大陆也在不断变化，香港须顺应时势积极求变。在变化中，香港首先应做好未来五年。

面对已撕裂的香港，林郑月娥上任后，相信首先做的是重建港人互信、凝聚社会的工作。至于将退任的梁振英，则会向北京献策，如何带领香港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龙头，以及促进港商在“一带一路”发挥实力。

行政会议成员林健锋认为，面对不同的城市激烈竞争，香港绝不能单打独斗，更不能长期“食老本”，要积极融入国家发展。他认为，“一带一路”及大湾区蕴藏着巨大商机，将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未来，首先要看林郑新政如何影响特区五年，然后，才能观察更长远的香港政治、经济发展。过去20年香港的变和不变，直接影响了北京治港政策。未来20年的香港，又将走怎样的一条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