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在南非，同性婚姻自由基本是通过法院的司法判决的方式实现的，在世界上一些其他地方，人们通过议会投票甚至公投实现这一诉求，你觉得这些道路中间有优劣吗？

答：当然这个没有更好或者是更差的路径。在有些地方我们的社群准备得更好，有些地方我们的政治家准备得更好，有的时候我们的制度更先进，有的时候我们的社会理念更先进。在南非我们是幸运的，我们的制度和制度背后的理念走在了社会的前面，并带领了整个社会的前进。你需要看到的是，在经历了差不多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现在的南非终于第一次出现了全国多数人口支持给予性少数人群平等的待遇，我们也成为非洲大陆上第一个实现这一转变的国家，普通人在对同性婚姻的看法上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我还是希望强调刚刚我说的，我们必须要走出来让所有人看到我们，听到我们的要求，这才是改变的关键。同性恋人群最不一样的一个特点在于我们跟其他人可能看起来都一样，我们的脸上并不会写着我是同性恋，只有当我们告诉别人的时候，我们才可能被认识到，我们的诉求才可能被听到。

问：另外一位南非律师，前任联合国人权高专Navai Pillay 在2013年启动“自由与平等”倡议时说过，南非在保护性少数方面的部分法律是世界上最为完善的，但部分最为严重的仇视同性恋暴力行为也发生在这里，人们往往会为爱情付出生命的代价。面临这样的情况，你觉得我们可以做点什么？

答：是的，法律上的平等并不代表社会就完全接受了。但我们必须要不停挑战这些现存的困难，在艰难中迎难而上并坚持抗争。针对性少数的暴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同性恋的认可和保护是在挑战既有的性别秩序，而性别秩序又是一个社会最根本的秩序之一，因此有很多对此的不满有时会转换成暴力。但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坚持，不能放弃，即使取得了一些胜利。在南非，我们就出现了第一位公开为自己针对同性恋的不当言论而道歉的总统祖马，他也是第一个这样做的非洲国家领导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问：您刚刚提到了非洲，这也是我接下来想问你的问题。南非的故事如此激励人心，但似乎还没有能够在非洲范围内产生更大的影响，有什么我们可以做的呢？

答：是的，在非洲的情况有的时候很糟糕，在赞比亚和乌干达，还有其他一些非洲国家，都会发现有很多“恐同”的政客，他们有时甚至公开煽动对性少数的暴力和仇恨。南非的情况对于很多生活在那些国家的同性恋和其他性少数来说是一种欣慰。南非也越来越努力地在这个议题上做到更多，比如之前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于这个议题的讨论中，因为希望不要冒犯这些非洲国家，南非的角色一直是比较消极的，但南非最近在性少数议题的投票时都投了赞成票，也积极支持联合国性少数特别报告员的工作。而且在南非和其他非洲国家领导人的领导下，在非盟的内部第一次出现了谴责针对同性恋暴力的决议。就像我之前说的，不管再艰难我们都必须要坚持，发现我们能够做得更好的地方，哪里是突破点，在南非以及整个非洲，突破点可能是医疗卫生以及非暴力这些地方。

我也想告诉你，中国在这个议题上可能发挥的作用也是巨大的。中国不是一个殖民非洲的国家，现在也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如果中国能够在这个议题上做更多的事情、产生改变，对非洲的意义是很不同的。“平等”这个词如果由中国说出来，那将会对非洲国家有巨大的影响。

（注：刘毅强是国际法促进中心的创始人和执行主任。国际法促进中心（Chinese Initiative on International Law）是第一家由中国人创办的并在海外开设办公室的法律类非政府组织（NGO），现在已经获得了联合国咨商地位。2018年他又和中国青少年儿童基金会共同发起了共同未来项目（Common Future Fund），成为第一家专门关注难民儿童和青年教育的中国社会组织。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