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传统精英争社媒平台话语权

印尼在上世纪90年代专制政体时期，互联网是当地社运人士和民间组织分享信息的平台。

当时的一个重要推手是美国人麦道格尔（John McDougall），他通过集体电邮方式给网民发布关于印尼时政的各种观点。

到了本世纪，供民间发声的社媒却成了统治精英的工具。据印尼媒体学者穆宁嘉尔（Muninggar Saraswati）观察，转折点是2014年总统大选，佐科和普拉博沃阵营利用网军互攻，假新闻满天飞，引发网民大分裂。

2019年大选，假新闻升级成政治竞选产业的一部分，有专业写手负责文宣，也有网军专责抹黑对手。

穆宁嘉尔指出：“网军的崛起显示，随着社会与政治环境改变，政治精英愈发转向寻求政治竞选产业团队的支援，而不再单纯依赖传统精英系统去维护政权。”

社媒成政治工具后，统治精英在网上频频出击，削弱了民间团体的声音。非政府组织“印尼反假新闻社群”（Mafindo）因此在2015年成立。今年4月印尼举行总统选举时，它与众多新闻机构联手，组成一支行动大队来监察假新闻假信息，防止有人挑起种族和宗教矛盾及扭曲选举结果。

越南：不屏蔽不放任

在共产主义国家越南，面簿和YouTube等西方社媒没有受屏蔽。

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学者黎洪和（Le Hong Hiep）在题为《越南社交媒体的政治与经济》的文章中指出越南没效法中国的三大原因。一、越南市场比中国小，技术也不如；二、屏蔽西方社媒可能引起人权组织和美国不快，影响越南营商形象；三、越南政治人物和政党也利用社媒做宣导。

虽然如此，越南政府没有放任社媒自由发展。今年1月1日，网络安全新法生效，网络企业必须移除政府视为“有毒”的内容，科技巨头如面簿和谷歌等必须提交用户资料，并在越南开设代表办公室。

据越南通信传媒部长阮孟雄透露，面簿能满足政府70%至75%的要求，之前仅是30%。

越南当局成立了一支俗称“47部队”的网络大军，任务包括传播正能量信息及举报假新闻和反动性言论的社媒账号。截至2017年，这支网军旗下有1万人。

一位不愿具名的越南媒体人说：“在越南，最忌讳的是批评越共政权，其他议题还有议论空间。”

柬泰新：政府也竞逐社媒平台

用你的好，防你的坏——这应该是柬埔寨、泰国和新加坡对待社媒的态度。

原本不把面簿当一回事的柬埔寨首相洪森在2013年差点输掉大选后，转向抢攻网上人气。2018年6月，柬埔寨新闻部、内政部与邮电部签发联合通告，宣布共同管制国内的网站和社交媒体。同年大选，洪森领导的柬埔寨人民党大胜。

泰国加强管制互联网的手段包括动用电脑犯罪法、刑法第116条即煽动叛乱罪以及公共集会法等。今年4月大选后，颇有号召力的反对党未来前进党党魁塔纳通就被控煽动叛乱罪、协助犯罪人士以及参与超过10人的集会。他也被指去年6月在面簿直播的讨论会上发布假信息，涉嫌违反电脑犯罪法。

一不愿具名的泰国学者透露，每次政变过后网络空间就收紧，但网民还是在封闭式社媒如WhatsApp和Line上互通有无。学者认为，如果空间持续收紧，“可能把民众逼到墙角。”

新加坡网络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令（简称POFMA）今年10月2日生效。从11月25日起，短短一个月内四次援引法令，要求作者在面簿贴文附上贴文含假信息的说明。

官方没有要求作者撤下原文的做法体现了民主社会该有的开放性，但四次板子都打在反体制人士身上，难免引起坊间议论。有舆论认为，为避免民众误会官方有不单纯动机，下来动用POFMA的手法应更细致，除了说明假信息错在哪里，也应当解释有关假信息的破坏性，为何严重到须动用POFMA。

学会与假新闻共处

假新闻自古以来就存在人们生活中，在多个东南亚威权政府统治下度过大半辈子的中老年网民肯定不陌生。在没有社媒的年代，大家如果不信官方消息，不就串串门子，在餐桌上或榕树下互探内幕？

只不过，现在这个场景从现实生活搬到虚拟线上了。人人可以上网大鸣不平，人人也可以当起假新闻炮制者。半真半假的消息从四面八方涌来，使假新闻之战愈发棘手，甚至可能是一场永远打不赢的战争。

或许，正如在悉尼大学执教的泰国学者安欣平（Aim Sinpeng）所言，假新闻不是一道容易解决的数学题，我们最终得学会与它共处。

她说：“就像人们适应空气污染，适应专制政府和官媒所发布的过滤信息，我们可能也将学会适应假新闻。”

如果立法对付假新闻可能造成寒蝉效应，那什么方法比较妥当？

新加坡国立大学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的澳洲访问学者罗斯塔塞开出两贴药方：一、科技平台快速删除假新闻；二、给权威媒体更多资金去经营。

罗斯塔塞在题为《在东南亚打击假新闻》的文章中说，全球科技公司如面簿、谷歌和推特等很迟才意识到假新闻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其所造成的社会分化及民主受创等问题。

他抨击这些平台“没有承担起更多对付假新闻的责任，为政府立法管制假新闻的行为提供合理化的理由”。

他也指出，假新闻流窜是政体和社会功能长期衰败的折射，说明国民对主流媒体和官方的信任度很低；所以，与其采用笼统打假法令，不如提升主流媒体和记者的素质，增强官方媒体和民众之间的互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