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是21世纪的一把双面刃。它是供民间发声和思想众筹的平台，也是假新闻和谣言泛滥的推手。当假新闻遇上选举，情况更为复杂，幕后黑手的操纵可能误导选民并影响选举结果，打击国家的民主制度。同个时候，当权者也可能把假新闻当作收紧言论自由的挡箭牌，侵蚀民主灵魂。

东南亚是全球网络发展最快的地区，拥有逾6亿人口，其中网民约3.6亿。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和文莱的互联网及面簿渗透率更是达70%以上。

东南亚国家几乎全都在跟假新闻作战，好一些已举起法律大刀。西方媒体对立法打假大多持负面看法，批评当权者是以打假为借口，实为打压异见人士。真是这样吗？

新加坡国立大学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本月中旬举办研讨会，就《从草根运动到假新闻——社交媒体对东南亚国家的冲击》进行讨论。

从与会学者及其他公开研究报告的分析可看出一条清晰主轴——当权者一边打击假新闻，一边与民间及反对阵营竞逐社媒平台话语权。在光谱的两个极端，一边是社媒成为反对阵营乐园，另一边是当权者被指参与制造假新闻。

菲律宾：政府参与制造假新闻？

在互联网无边界的猫捉老鼠游戏中，谁是假新闻操纵者还真不好分辨。

一个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称，菲律宾政府参与制造假新闻。

这个题为《假新闻工厂的政治和利润：菲律宾的四种模式》的报告本月初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卓越战略通信中心发布。报告称，菲律宾有四种假信息的生产与传播方式：一、内部员工模式；二、广告和公关模式；三、点击诱饵模式；四、国家支持模式。

杜特尔特靠社交媒体竞选策略赢得2016年菲律宾总统大选之后，关于菲政府涉制造假新闻的传言就屡屡传出。和过往一样，菲律宾政府矢口否认涉相关行为。

根据报告，国家支持模式的虚假信息散播包括各政府机构之间的合作，以巩固政治权威和合法性，同时压制反对派声音。“国家支持模式使用的手段包括，官方威吓及出动网军进行网上骚乱和欺凌，以制造寒蝉效应，让异见者不敢说话。”

报告没有说明所谓国家支持模式动用了多少政府预算，也没有说明制造假新闻的回报有多少。

《洛杉矶时报》的报道提供了一个参考。据报道，在菲律宾大选竞选期间，政党会把部分网络竞选活动外包给顾问公司，再找来大学生当网军，每人月薪1000美元，任务是开设多个虚假面簿账号。报道也引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罗斯塔塞（Ross Tapsell），称部分网军的酬劳是每个贴文1美元。

这样的报酬对菲律宾网络工作者诱惑不小，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薪酬不高，一些人甚至连最低工资都领不到，充当网军成了出路。

菲律宾独立媒体人康宾尼度（Pamela Combinido)在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研讨会上说，当下菲律宾社媒平台已沦为滋长“毒性政治”温床，人身攻击和仇恨言论成政治生态一部分。她说：“一般认为，这是杜特尔特和他的支持者造成的。”菲律宾独立新闻机构Rappler及其创办人雷萨因为抨击杜特尔特铁腕扫毒行动而经常在网上遭恶毒攻击。

菲政府拟立法对付假新闻，法案赋予司法部门权力下令撤除假新闻，但此草案未提出已招致记者、律师、人权组织和学者批评。

马来西亚：社媒是反对阵营乐园

在社媒助威下，马来西亚民间运动如净选盟集会曾轰轰烈烈举行，执政超过半个世纪的老牌政治联盟国阵去年更是被拉下台，震惊全球。无怪乎英国诺丁汉大学的马国学者钟尼吉（Niki Cheong）形容“社交媒体是马来西亚反对阵营乐园”。

钟尼吉认为，马国政府在1996年落实多媒体超级走廊时作出“不过滤”保证，这给网络生态提供了自由养分，不只催生出“当今大马”（Malaysiakini）这类非主流媒体，也注定了马国政党的选举命运与互联网紧紧捆绑，即谁网络战术用得好，谁胜算更大。

2008年选举，好几位知名博客突围当选；2013年选举交战于社交媒体，国阵侥幸过关；2018年国阵遭重创，马国破天荒首见政党轮替。

好些学者认为，WhatsApp和面簿是希盟打败国阵的重要武器，网民不再被动接收主流媒体的内容，而是主动上社媒，打破执政党对信息的管控。

罗斯塔塞分享与马国选民互动的经验说：“你问他们如何评价纳吉（马来西亚前首相），他们说纳吉贪污，罗斯玛（纳吉夫人）也贪污。你问他们，你怎么知道？他们说，WhatsApp呀！”

当东南亚国家几乎一致加强网络管制时，马来西亚被视为逆势而上的奇葩。但罗斯塔塞指出，这其实存在“不民主”问题，例如在竞选期间有关纳吉夫妇的谣言疯传，当事人却百口莫辩。

他说：“传短信的本意即使是为推动改革，但这个动作本身是不是并非那么民主？这些传言攻击性很强，政党倾向性很明显，当事人却难以自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