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台   陈列　本报特约

在香港民运中看到的中国官媒报喜不报忧，可说是一种明哲保身的春秋笔法。“春秋笔法”使用不当，其结果可能是歪曲历史，掩盖真相。

香港区议会选举，泛民主派大胜，亲中建制派惨败。中国官媒报道时只谈所有议席已产生，但没提选举成绩，更别说议席的分配和大洗牌。如此报道，惹来各界的关注。

综合多方报道，在北京的编辑部，选举结果引发了一场惊慌失措的混乱。

是什么深层原因造成如此严重的误判？

有分析说，北京忽视港人诉求、误判形势，而官媒对香港选举则是“选择性集体失明”。

出现巨大误判的还有内地网民。不少网民事后留言谴责官媒长期制造舆论假象，误导民众。虽然在官媒上的这些留言随后被屏蔽或删除，不过在其他的贴文上还是可以看到中国网民对香港选举表达的看法。

据报道，有网友开始清醒：“不是别人被洗脑，而是我们被洗脑。”有人自嘲：“2019香港‘沉默的大多数’成了最大的笑话。”也有人反省说：“该反思一下什么叫‘客观报道’了。”

在众多外媒评论文章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时政杂志《外交政策》资深编辑帕尔默撰写的《港人打破北京的胜利幻想》（Hong Kongers Break Beijing's Delusion of Victory），认为北京误信建制派会胜选，是因为内部相信自己对香港的宣传。而造成严重误判的最大单一原因，是负责操纵香港舆论的人，也是负责为自己报告成功的人。

选举结果显示北京高层和港府与民意多么脱节

帕尔默认为，反映给上级的内部报告，都是上级领导想要听的内容。任何负面或唱反调的消息则被压制，甚至被定性为不忠诚，搞不好赔上个人前程。政治诱因令多种消息来源重复着让上级领导舒适的叙述。

下属揣摩上意，不顾实际情况或公正立场，投其所好，提供假情报，报喜不报忧的做法其实是很常见，哪里都可能发生。

选举结果显示出北京和港府与民意是多么脱节。

香港主流民意何在？

上百万人多次上街游行。抗议者来自社会各界、各个年龄层，从法律界、教育界、宗教界到医生、航空界等部门再到公务员，从银发族到大学生、中学生，这就是民意所在，虽然说这未必是全部的民意。

但《人民日报》《中国日报》等官媒后知后觉，没反映人心所向，《中国日报》在推特上还写下了“香港这次之所以这么多人参与投票，这么高的投票热情，是因为香港民众如此希望能够平息这场动乱”。

在香港民运中看到的中国官媒报喜不报忧，可说是一种明哲保身的春秋笔法。

所谓“春秋笔法”，与儒家经典著作《春秋》有着密切关系。

史家讲求秉笔直书，所谓“太史公笔法”，即秉笔直书，体现作为史学家的“实录精神”（客观报道），竭力还原历史的固有面貌，不隐恶，不为讳，却也为司马迁惹来文字狱。孔子则利用隐讳的写法，反其道而行。

话说孔子编纂《春秋》记述历史时，暗含褒贬，行文中虽不直接阐述对事务的看法，却通过细节描写，修辞手法和材料的筛选，委婉而微妙的表达主观看法和价值观。

台湾辅仁大学新闻传播系副教授陈顺孝对此有详尽的注解：

“封建时代的中国记事者，为了阐扬名教、规避笔祸，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发展出一套报道理论：春秋笔法。春秋笔法要点有三：一是尊讳亲隐：根据当事人地位的尊卑高下、与自己关系的亲疏远近来取舍事实，为尊者亲者隐讳、对卑者疏者挞伐；二是危行言逊：根据现实环境的安危吉凶来决定进退行止，情境安全时秉笔直书、情境险恶时迂回转进；三是暗寓褒贬：借由精心选择事实、挑选用字，来迂回表达意见、褒贬人物，形式上平铺直叙、实质上夹叙夹议。”

“近代的中国和台湾，长期处于战乱和强人统治的阴霾中，记者饱受囚杀威胁；源起于民主自由社会的客观报道，无法帮助记者化解威胁，反而可能招来更多更重的报复。记者只好重新拥抱春秋笔法，在客观形式下，巧妙的选材用。”

一言以蔽之，春秋笔法是指在宣传材料的选择上注意褒贬。

所谓“讳”，其实就是隐恶扬善，只说好话，不提坏事。但这样写出来的历史也为人诟病为不够客观公正，最终结果就是曲解历史、歪曲历史，掩盖了真相。

《论语》中：“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便是这个道理。译成白话，就是当政治清明时，言语行为都要直行无忌，而当政治黑暗时，行为还是要正直，言语则要谨慎，不妨含糊其辞，欲说还休，以免以言贾祸，做无谓的牺牲。

换言之就是要学会明哲保身，舞文弄墨也要懂点政治智慧。　　

孔子是中国人的文化鼻祖，他这高明的写作技巧被后世两千多年的子子孙孙们认真学习，深入领会，发扬光大，直至今天也照样风行，在中港台等地以各种形式如火如荼被玩着。在中港是明哲保身，在台湾则是“高级黑”。

学者评论，春秋笔法泛滥是封闭社会的标志。它不利于思想的交流，不利于知识的传播，不利于民众的启蒙和不利于权力的监督。

历史对春秋笔法褒贬不一，孔子早有自知之明。

他说过：“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也以《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