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原副所长丁一凡，本周在CCG的线上讨论会上分析，意大利疫情大暴发和最初完全没有采取控制措施有关。

“除了对疫情的严重性和传染性考虑不够，很大一个问题是意大利认为以自由为核心的社会组织方法和生活方法，神圣不可改变。”

因此，也有评论讽刺，所谓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是让小事拖成“大事”才办。

中国抗疫模式价值观难获西方认同

无论如何，如今西方国家纷纷采取中国早期所采取的抗疫方法，是不是证明中国制度在这场比拼中胜了一个回合？而这一役，有没有让西方国家重新思考与肯定中国抗疫模式背后的价值观？

前一个答案有可能肯定的，后一个答案则不然。

正如中西方在经济和贸易上的融合，无法填补两者在价值观上的鸿沟一样，格兰特在上个月的评论已经道破：“中国让我们的腰包鼓起来，但它不认同我们的价值观。”

丁一凡甚至担忧，疫情增强中国民众的制度自信，但也让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展现的能力和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产生担忧，进一步加深中西方矛盾。

中国近期不断出现要西方国家“抄作业”的舆论，民众认为中国出色的抗疫表现应该得到国际社会交口称赞，中国制度正迎来高光时刻。

中国舆论也借抗疫成果，为中国制度的优势造势。官媒《人民日报》本周发表评论说：“冠病疫情以一种特殊方式，让人们直观感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深刻认识中国驾驭复杂局面、应对风险挑战的强大能力。”

然而，西方舆论并未停止批评中国制度，认为中国贻误时机、导致疫情殃及全球的指责甚至还在加剧。《华尔街日报》本周的一篇评论指出，“中国或其威权政府的风格，都不会帮助美国克服危机、恢复经济增长和保护民众免受病毒感染”。

这些立场的反差，显示出不论在东西方，意识形态与价值观是相关社会与人民思想深处难以撼动的基石。其他国家不会因为学习了中国的“封城模式”，而能够接受中国的意识形态。

然而，不同的制度能长期存在且克服挑战，必有其合理原因。无论是集权制度的中国，还是民主制度的西方，能否去掉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透过疫情检视自身制度的不足，承认的对方做法也有其合理性，学会谦卑，才是这场全球性疫情应该引起的最大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