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就在这一个月里，中国已经克服了国内疫情，在付出巨大代价后以胜利者姿态出现，还避免了国内政治危机或类似“切尔诺贝利事件”。反之，西方国家却在疫情扩散时表现得毫无章法。疫情失控迫使多个发达经济体不得不进入“封城模式”，将经济活动暂停。

杨丹旭

澳大利亚时事评论员格兰特（Stan Grant）上月底在一篇评论中，以忧虑的语气提出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危险的想法，如果事实证明威权政体比自由的民主政体能更好地应对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的危机，怎么办？”

格兰特的“抗疫之问”如果再延后一个月，到此时才提出，他寻求的答案是否更为清晰，而他会不会也因而更忧虑？

此一时彼一时。就在这一个月里，中国已经克服了国内疫情，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也避免了一些西方舆论曾经预言的国内政治危机或类似“切尔诺贝利事件”。

反之，西方国家却在疫情扩散时表现得毫无章法。疫情失控迫使多个发达经济体也不得不进入“封城模式”，将经济活动暂停；美国成了全球累计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申请失业补助的人数本周四达到惊人的300万。

冠病成了中西方制度有效性的直面对决。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周黎安本周在“北大光华疫情时期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就形容，冠病疫情犹如一场大范围的“标尺竞争”，面对同样的疫情场景，各国采取的应对策略和成效，正在众目睽睽下受到检视。

他说：“一切都把制度拉到同一个起跑线……这样一种大考中，各国比拼不是价值观，也不是意识形态，而是考验政府和社会治理体系。”

集权制度展现强大资源调动能力

中国制度的特点是权力高度集中，具有快速决策、高效动员的优势，不像西方民主国家那样，决策前须要反复讨论以达成精英和社会的共识。这意味着，当国家碰到类似冠病疫情这类全国几乎进入战时状态的危机时，能在极短时间内调动体系内所有资源，根据战略目标进行分配。

回顾1月以来中国中央政府开始主控抗疫后的历程，中国的这个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官方在很短时间里，在疫情主战场武汉建成雷神山、火神山医院，接着布置大量方舱医院。

一方面把武汉“封城”，将疫情尽可能封锁在湖北范围内，另一方面倾全国之力援助湖北，集权体制在此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在强调民主协商、立法授权、舆论监督的西方民主制度下，难以实现。

此外，中国高层一声令下后，整个国家机器被发动起来，其动员能力也让很多国家难以望其项背。过去两个月，中国抗疫也是一场涉及全国的群众运动，强大的基层动员能力让各地的网格化管理行之有效，14亿人在中央的指挥棒下统一行动。

两种制度都暴露弊端

周黎安说：“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动员、联防联控，而且深入到每个社区、每个单位、每个个人的精细化管理体系，使得中国能早发现、早报告、早治疗、早隔离……中国在这方面显然把制度优势发挥到极致。”

在意大利、美国等国家，禁足令显然无法阻止人们继续出门采购、遛狗、到公园跑步。意大利总理孔特告诉当地媒体：“意大利人习惯于伟大的个人主义，及崇尚根深蒂固的公民自由，对这些权利意大利人不会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