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关头自救

我的病其实也进展很快，住进去第二天就很严重，持续高烧38度多，拉肚子，拉出来的东西像鸡蛋清一样。最难受的是憋气，第三天，我去厕所，蹲下去突然感觉到胸部憋闷，像呛水一样窒息，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努力撑了几分钟，踉踉跄跄挪回病房，立即把我的情况告诉医生。医生给我调整了中药，对我的呼吸调整很有好处。有些人反感中医，但广州来的中医根据病人的情况个性化施治，对我比较有效，两天后我的呼吸问题就得到改善。

我跟医生护士的关系相处很好，有些病人不愿意和医生说话，有的病人甚至对医生护士发脾气。有一次，一位护士给隔壁床的病人打针，护士穿着防护服，打针不是很方便，第一次没打准部位，那个病人就发脾气骂护士，我就去劝说，护士很辛苦很不容易的。我喜欢和医生护士交流我的病情，他们也很耐心。我总是感谢他们，“你们做得很好，我的身体有很大进步了，一定要巩固成果。”这样一个新的疾病应该怎么治，大家都没底，医生护士也需要表扬，给他们信心。

最初几天我胃口不是很好，但我知道，要想活命一定要吃，营养要跟上去。我就逼着自己吃，吃完了发给自己的那份，有时候旁边病床的人不吃，我就把他的盒饭拿过来吃。但吃得太多，又缺少运动，也造成了一些问题。在疫情之前，我有糖耐量异常的基础病，这是糖尿病的前奏。有一天半夜，我突然觉得浑身奇痒，我用手指去抓皮肤，使劲抠皮肤，皮肤都抠出很多血来，粘在被子上。抠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止不住痒，然后我就没劲了，全身冰冷，尤其是胸口，像结冰一样。我放弃了抠皮肤，放弃的那一刹那，人就松下来，大脑空了，身体空了，我有种幻觉，感觉自己要飘走了，是一种临死前要解脱的感觉。

有一阵子我迷迷糊糊，突然想起来是不是某种酸中毒。我做卫生系统的行风监督员，要定期对医院进行监督，我们有个专家团，我不懂的就找专家团请教，对医学有一些了解。因为我自己有糖耐量的基础病，我也有意听这方面的讲座，所以在那一刻我突然想到我可能是糖耐量异常引起的酸中毒。我立即挣扎着坐起来，从床头柜拿杯子，喝了一大杯水，身体就缓和一些了。我平时看医生给病人做检测，知道病房有一台测血糖的仪器，我就自己去测了血糖，血糖指标28.9，正常人是6，这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我的血糖超出正常人很多倍，必须降血糖。我注意到平时医生给病人降血糖，病房里有降血糖的胰岛素，我给自己打了十个单位的胰岛素，然后又喝了一杯水，回到病床上躺着，身体渐渐舒缓。早上医生来查房，我跟他讲了我自救的经过，医生给我测了血糖，降到了8.9，医生夸奖我，自己把自己救过来了。

在重症监护室住了八天，我的核酸检测结果是阴性，症状也缓解了，我换到了普通隔离病房。

我的一些朋友就没有我这么幸运，我所知道的和我同在摄影爱好群的就走了五个。1月19日他们一行八个人到江滩户外拍照写生，拍完后一起吃了饭，然后陆续发病了。和我关系比较好的一个摄影爱好者，今年才58岁，身体很好，他比我晚五天住进医院，拖到重症了才住进汉口医院。有一天我收到他的信息，他微信语音跟我说：“哥，我感觉快不行了。”第二天，有人告诉我，他死了。他身体比我还壮实，如果早几天住进医院，可能能挽救回来。去年我和他一起去南疆旅游摄影写生，欢乐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今年我们约了一起去海南摄影，但他不在了。

治愈只是煎熬的开始

住院期间，我做的后四次核酸检测都是阴性，肺部吸收了，经过医院专家组综合审核，2月14日，我治愈出院了。我原来以为治好了病，生活可以回归正常了，没有想到后面还有漫长的被“隔离”的生活。

这个新发传染病，人们还没有完全认识清楚，医生对很多问题还未有科学定论，大家对这个病还是恐慌，我自己也恐慌。首先不知道是否会有终生后遗症。我1.72高的个子，生病前体重将近160斤，现在130斤，体重降下来30斤，吃东西补，体重也上不去，腿瘦得两根细棍子。呼吸不顺畅，胸口总是隐隐作疼，动作幅度大一点，气就会有点提不上来，气管和喉咙这个地方感觉被东西堵住了。晚上睡觉不踏实，容易被憋气憋醒，很难深度睡眠。我和其他病友交流，不少人反映有这个问题，一个治愈的患者说，走路走快了就喘气，要站住休息下才能继续走路。我准备吃中药调理顺气。

身体上的后遗症还不是最恐怖的，最大的是心理问题和社会问题。近来媒体陆续报道有治愈者复阳的问题，尽管复阳患者的比例很低，但我还是很害怕，担心自己的病情是不是会反复，会不会传染给家人。还有人说，这个病可能会像乙肝一样，终身携带，尽管科学家否定了这个消息，但大众还是很恐惧。

我回到家后很小心，我老伴有呼吸道的老毛病，身体底子弱，千万不能传染她。出院已经一个多月了，中间又去隔离酒店集中隔离了14天，其他在家时间，我每天除了吃饭就一个人呆在自己的卧室里，在家也是戴着口罩和手套，吃饭的时候我一个人独自吃，上完洗手间，我会用84消毒，还有我摸过的门把手等地方我都会自己消毒。从生病开始，我就不让女儿回家。

这个病很考验人性，它把人们分开，即使是我的亲兄弟姐妹对我也是有戒备的。我的亲兄弟叮嘱我，“你不要出去走动了，你的病还可能复发的。”他们本意是关心我，但我听了还是有想法。最让我难过的是我的亲妹妹，妹妹比我小很多，往常我最疼爱她，两家走动得很多，有好吃的我总惦记着她。但是自从我生病，她没有问候过我一次，没有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只跟我老伴通过一两个电话。在我病重的时候，我老伴给她电话，哭着告诉她哥哥快不行了。我小妹妹立即说：“不要跟我说这个，不要说这个。”把电话挂了。她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很晦气的事，这个伤了我的心。

亲兄弟姐妹尚且如此，外人对我们这类病人更是有偏见。尽管我们已经治愈了，但别人依然看我像看到病毒一样避而远之。我原来是一个爱热闹的人，退休十年，生活安排得满满的，我参加了武汉最大的一个户外群体，里面有摄影群、游泳群、骑行群、户外登山群。我生性乐观开朗，什么都玩，有很多朋友。那些微信群现在都冷清了，我曾经给朋友们发过微信，转一些预防新冠病毒的科普帖子，没有人回复。但武汉有个治愈的人复阳后死亡的消息报道出来，不少人都把这个帖子转给我，我自己已经看到这个帖子了，本来就害怕，还不断被周围人提醒，心里更难过。我已经被我喜欢的社会隔离了，没有人跟我交往，人们在语言上和行动上表达拒绝。在这个传染病没有百分百被人类攻克前，在疫苗没有出来前，人们认为我们这类病人是危险的，治愈只是暂时的。

出院这一个多月，我总共出了四次家门。第一次是我的电动摩托放在家门外充电，我想出门拔充电托，我才刚打开家门，腿迈出家门一步，有个原来关系很好的住同一栋楼的邻居，看到我扭头就走，她好像看到不洁净的东西，受了很大惊吓，手中的塑料手提袋掉到地上也顾不上，一下子跑得远远的，像躲瘟疫一样。那是我回家后第一次出家门，我是戴着口罩和手套的，看到她惊恐的眼神和躲得远远的背影，我觉得很受伤，关了门没出去。

第二次是弄健康码的问题。我出院大半个月了，手机上的健康码还是红色的，我问了病友有的人健康码已经是绿色的，我就走到小区门口的工作人员那里，想问问健康码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个从机关来的下沉干部是个年轻的小伙子，见到我立即摆手说：“你别过来，站远点，站远点。”他觉得我像瘟神一样，我自尊心受到很大打击。

第三次是回家一个多月了，有人给小区捐爱心菜，在小区门口分发。那天我老伴没在家，我想去领爱心菜，社区干部看了我，立即说，“你不要来领，叫你家老伴来领。”大家对我的态度都是如洪水猛兽般唯恐避之不及。

即使是在自家的阳台上也不行。我家自带了一个70多平米的凉台，那是我往常休闲娱乐的地方，出太阳的时候，我跑到凉台上去晒太阳，想补补钙。然后社区干部就来跟我反映：有居民反映你到凉台上了，那是户外空间，有人比较害怕，希望你以后不要上凉台了。从此我再也不去那个凉台，想晒太阳，我只能呆在自己的卧室里，把双腿放在窗台上。阳光透过窗户照进屋子的一丁点可怜的阳光，对我已经是恩赐了，我把这叫“铁窗”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