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岁的李爹爹在新冠重症隔离病房经历过生死关，他没想到，治愈回家后，还要忍受的被周围人冷落和躲避的“自我隔离”生活。

1月26日，李爹爹住进湖北新华医院隔离病房，一周之内和他同病房的两个病友去世。前期医疗设备缺乏、医生也不足，那两位病人甚至都没有怎么抢救就去世了。一位病人在凌晨去世，遗体第二天早上才被殡仪馆收敛。李爹爹和尸体在同一个病房住了一晚，熬到清晨，看到天亮，他感慨：只有活着的人才能感受到天亮的幸福。在他住院的二十天期间，所在的病区35张床位，他所知道的就死了7个人。

2月14日李爹爹治愈出院时，还没有出院病人集中隔离政策，他先是自己在家隔离12天，然后又被叫到酒店集中隔离14天，核酸检测阴性后才再次回到家的。但李爹爹依旧感受到周围人对他的恐惧。他总共出过四次家门，第一次迈出家门，邻居惊恐地扔下手中的塑料袋跑远了；第二次出门问社区下沉干部关于健康码的问题，下沉干部朝他摆手要他站远点；第三次去小区门口领爱心菜，社区工作人员叫他不要出门，让他老伴来取。第四次去医院取药，医院保安让他隔远一点。即使在自家露天阳台上晒太阳，也被邻居举报，不要在公共空间出现。

“哪怕是已经治好的新冠病人， 别人还是觉得我们身上带着某种病毒，是不洁净的。”对于一个新发传染病，在对它的特性没有充分了解，视为洪水猛兽，不要在言语行动上对他们毫不掩饰的歧视，“毕竟我们也是病毒的受害者”。李爹爹说，整个疫情期间他最感受到温暖的是在新华医院的隔离病房里，外地援助医疗队对他们这些病人的耐心照顾。

看到哈佛大学校长在通知学生撤离学校的邮件中写到，“我们每个人都要懂得新冠病毒将考验我们在危机时刻所显示的超脱于自我的善良和慷慨。我们的任务是在这个非我所愿的复杂混沌的时刻，展示自己最好的品格和行为，愿我们与智慧和风度同行”，他说，如何对待新冠治愈者，考验我们社会的文明程度。

重症监护室：我和尸体同病房睡了一晚

我是摄影爱好者，1月18日我和朋友到汉口一家书店看“永远的非洲”主题摄影展，摄影展很受欢迎，看展的人挤人。当天晚上我开始发病，低烧37.3度，四肢乏力，肌肉酸疼，和我一起去的朋友当晚也出现发烧症状。1月19日，我到张继先所在的那个湖北省新华医院看病，做了血常规，白细胞异常，有病毒感染迹象。医生告诉我，最近有很多这类发烧的病人，我的症状不是很重，医生给我开了一些药，让我在家休息。

在家呆了几天，持续发烧，拉肚子，喘气很严重。看到新冠肺炎的新闻，我觉得不对劲，想去医院检测下到底是什么病。1月22日下午五点多，我到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发热门诊排队挂号。那是红会医院成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的首诊日，发热病人像潮水一样挤进本就不宽敞的门诊大厅，像沙丁鱼一样密密麻麻，走道上也塞满了打吊针的人。我做过质量安全监督员，退休后还当选为省卫生系统行风监督员，我对医疗系统比较熟悉，我立即感觉到不对劲，在密闭的环境里，各类病人挤在一起，很容易交叉感染。

病人明显超出医院承受的极限，医生和病人都很疲惫，不耐烦的病人屡次和医生发声口角，抱怨等太长时间了，有的病人骂的话很难听，有情绪激动的病人用手捶打分诊台和玻璃门。医生也很绝望，医院缺人手，医生护士们大多连轴转了十几个小时没有休息。3号诊室有个男医生熬不下去哭了，他跑到分诊台，我听到他哭着说，“上级把任务扔给我们，其他什么都不管，吃饭的问题、穿着防护服解手的问题都不好解决。” 他说实在撑不住了，要求轮换班。但分诊台的人说，再撑一撑，还有这么多病人，实在调不出人手来。

排了七个小时队，晚上12点多，终于轮到我了。给我看病的医生很疲惫，也许是盯着电脑屏幕太久了，他眼神很迷离，眼睛里充满血丝。我等了七个多小时，他只和我说了五分钟。医生告诉我，医院没有病房，给我开了点药，要我回家休息。

看完病已经接近凌晨1点，路上车很少，我只得走回家。我平时跑步和游泳，走路大步流星，医院到家里大概五里路，平时走路半个小时，那天边走边喘，走走歇歇，走了一个小时多才到家。刚到家，武汉就发布了封城的消息。

在红会医院看病的经历太糟心了，我在家躺了两天，吃了退烧药，发烧并没有降下来，喘气更加严重了。大年初一我躺在床上，发烧38.6，我感觉快不行了。1月26日，我老伴跟社区反映，社区帮我联系了新华医院，但是社区没有车，我自己慢慢走路挪到新华医院的。在新华医院拍了CT，CT显示双肺感染，有玻璃纹阴影。看到“磨玻璃”的字样，我就知道我“中招”了。我恳请医生收我住院，医生说医院床位已经住满了，比我严重的病人都住不进去，给我做了登记，让我回家等消息。

我知道如果我不立即住院，很可能过不了这个坎。我像疯了一样打电话，到处找关系求床位，反馈的结果都说医院满了，一床难求。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当天晚上我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说新华医院要新开一层病区，要我赶紧去抢床位。我很幸运地在1月26日晚上住进了新华医院的隔离病房。

隔离病房是临时紧急改造的，改得很粗糙，走廊用铁皮挡板隔开。我住的是重症监护病房，一个房间三张病床，用布帘子简单隔开，病房里抢救设备很少，不能做插管。

和我同病房的两个病人，一个爹爹年纪比我大一点，73岁，住进来病情就很重，呼吸困难。1月29日凌晨一点多，我突然闻到一股恶臭味，我拉开帘子一看，那位72岁的爹爹面部僵硬，氧气面罩已经被他拉下来，他眼睛很惊恐地看着我，手颤颤巍巍，使劲想握成拳头，已经说不出话来，大小便失禁了。我再看他床头的心电监护仪，线条快拉平了。

我赶紧按铃叫护士，当时医院很缺人手，隔离病房没有护士值班，等了好一会儿，没有人应答。我又跑出去用手锤隔离病房外的铁门，依然没有人应答。老爹爹在死亡边缘挣扎，看得出来他很痛苦，戴着假牙，面部显得有点狰狞。我就安慰他，不怕，不怕，医生就要来了。老爹爹的儿子在澳大利亚，临终时没有一个亲人陪在身边，肯定很孤独，很恐惧。我就不停陪着他说话，给他做临终关怀，他握得很紧的拳头慢慢松开了，人渐渐松弛下来。

大约过了三四十分钟，护士才进来，心电监护仪显示他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护士跟医生通了电话，报告了病人已经无生命体征，没有任何抢救，撤下了心电监护仪。当时是凌晨二点多，叫不来殡仪馆的车，护士用白布简单的把病人遗体包好，摆在病床上。

同房另一个病床的人吓坏了，他坚决要求换床。那天晚上就我和尸体呆在一个病房。我做工程安全监督员，尸体见得多了，但是和尸体呆在一个屋过夜，还是第一次。我倒不害怕，就是感觉有点不舒服。我把帘子拉上，用酒精消毒，把头蒙上，就迷迷糊糊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六点多醒来，看到窗外微光，终于天亮了。我当时给朋友发了一条信息，死去的人熬不到天亮，只有活着的人才能感受到天亮的幸福。

早上九点多，殡仪馆的人来收敛尸体了。要消杀尸体，我就跟护士申请暂时回避。我住的是重症监护室，没有阳台，护士让我到隔壁有阳台的病房去待一会儿。那个房间住的是轻症，他们很害怕我，不许我进去，“你太危险了，不能进来，不能进来。”在这个情况下，轻症的人还歧视重症的病人。护士帮我说话，我得以在那个病房的阳台上呆了一阵子。我记得那个病房当时反对我进去叫得最凶的人，过了几天也病重了，死了。

我住的病房消杀完后，等我返回房间，就立即住进来两个新病人。有一个病人是我的熟人，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喘气很厉害。他住进来两三天后，有一天我从厕所回来，看到他趴在床上不动了，一只脚搭在床架子上，没穿袜子，像白纸一样的颜色。我感觉不对劲，按铃叫医生。这一次护士来得很快，给他供氧。几天后他还是走了。

一周之内，我亲眼看到同病房的两位病人去世。给我们治疗的是广州来援助的中医院医生，用中西医结合治疗。他们很敬业，对我们这些病人很耐心，但前期医疗物资缺乏，病房缺少抢救仪器，没有插管，没有ECMO，有时候都没有什么抢救的过程就死了。而且这个病发展得很快，就那么两三天，人就不行了。

我在重症监护室住了八天，这个病区是35张床位，我所知道的有7个人死亡。第一天住进来的时候，隔壁房间的一个老太婆死了，走得悄无声息，亲人不在旁边。没有人哭，没有喊，周围的人也很平静，没有人惊恐，没有人说话，口罩下看不出表情。这和我以前做卫生系统行风监督员所看到的死亡病例不一样，在这里死亡是悄无声息的。见太多了，当死亡是个大概率事情时，大家都麻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