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防疫措施成本难估量

然而，这种被西方媒体形容为“中世纪手段”的防疫措施，经济社会成本难以估量，它所需的资源调动能力和经济承受能力，是绝大多数国家不可承受之重。

王江雨指出，中国特殊的体制，让政府得以用一纸行政命令让14亿人禁足在家，这在西方体制下行不通。

“（西方社会中）政府没有这样的权力和道德高地……要让人们待在家里，政府必须与每个公民形成契约，取得每个人认同，这是承担不起的交易成本。”

那么，在中国和西方之间采取折中的新加坡做法，是否是更好的选择？

基于2003年应对沙斯的经验，新加坡从1月起采取快速反应、精准追踪、铁腕管理，“外松内紧”的防疫策略在第一阶段取得成效，同时也尽可能降低了对经济社会运行的影响，避免社会恐慌。但同样的，新加坡的公共卫生防御体系、技术官僚高效、科学的行事作风，尤其是政府和民众之间的高度互信，也不是任何国家都具备的条件。

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受访时强调：“没有一个国家的办法是全世界通用的，即便中国成功，别国也不应照搬照抄；每种方法都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代价。”

无论采取那种措施，公共卫生专家认为，竭尽全力“削峰”都是当务之急。

黄长彦研判，至关重要的是，确保医疗系统不会被短时间内出现的大量病例压垮。“最糟糕的情况是，中国以外很多地区因为医疗系统难以负荷，重蹈武汉和湖北的覆辙。”

或快或慢　各国终能适应冠病存在

疫情未来会多猛烈难以预测，但疫情一发不可收拾后，各国政府也可能面对伦理学中的经典“有轨电车问题”（Trolley Problem）。有轨电车问题反映的是一个道德选择困境：一部有轨电车的刹车失灵，眼看就要撞上前方的五个人，而旁边的备用轨道只有一个人，如果你有选择，是否会按下按钮让电车驶入备用轨道，牺牲那一个人，换回五个人的生命？

现代社会中，社会停摆不可能长久持续，即便只是短期这么做，也可能造成经济衰退等次生灾害。是否让社会围绕防疫运转，还是选择以对待流感的方式应对疫情，让社会照常运行？

时殷弘判断，目前人类对冠病充满惊恐，疫情前阵子在中国甚至压倒一切，但每个政治、经济、社会比较健全的国家，都会或快或慢适应冠病的存在。

他说：“疫情夺走几千人的性命，防疫措施导致500万人失业，哪个痛苦更大？各国都会做出相应计算，调整出自己的做法。总有一些国家达到较高的成本效益，一些国家得到的利弊相当，另一些国家防控了疫情，但付出巨大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