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城考验社会韧性与凝聚力

疫情完全暴发后，湖北省确诊病例快速攀升，病患总数远超医院床位，数以万计的确诊和疑似病患无法快速得到治疗，面对充满未知的等待。

武汉市民陈小姐（25岁）一家三口过去两周先后出现冠病症状，父亲第一个确诊，几经折腾才被医院收治；母亲和她自己则因为被归纳为疑似病例，多日得不到医疗援助。

她本周三（12日）告诉记者，自己和母亲已做了核酸检测，但结果几天都未出炉；即使两人已出现症状，母亲尤其身体虚弱，仍无法安排到任何医院治疗，也没有指定隔离场所可去，只能回家自我隔离。

访问过程中不时咳嗽的她对此深感不安。“我年纪轻，吃药打针隔离就好，但我妈年纪大，应该得到治疗。还有，虽然我们居家隔离，但每天吃的用的还是得出去买，我们这种疑似病患在大街走来走去，就是传染源。”

两天后，记者再联系陈小姐，获悉她母亲终于确诊，住进了收治轻症者的“方舱医院”。她自己的核酸检测则呈阴性，确定没患病，稍微松了一口气。

但她接下来还得铆足精力陪父母与病魔战斗。对她而言，武汉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中。“那些还能到处走动、没被收治的疑似病患，还有多少？源头没斩断，就还会一直有人被感染。”

她也难掩对武汉政府的失望：“说不气是假的。现在这种状态，只希望需要治疗的人得到治疗，不是发一些通知让大家觉得疫情已好转。”

封闭式生活滋生不安

其他没被感染的人群，绝大部分时间则都呆在家中，日复一日的封闭式生活，也让各种不安与焦虑不断加剧。

心理咨询师刘一凡说，拨打心理热线求助的不只医护人员、病患或病患家属，还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普通民众。有学生打来问：“老师，您能告诉我疫情什么时候会过去吗？”还有家长打来说：“孩子这么多天一直呆在家，没上课又没作业做，日子不知道要怎么过？”

在中国各地本周一（10日）局部复工前，许多民众连续10多天几乎足不出户，大家固然可通过看书追剧刷抖音等方式调剂心情，但有大把时间关注疫情消息，生活仍不免被担忧与焦虑笼罩。

武汉封城就将满一个月，如此漫长又不见尽头的闭关式生活，对社会韧性与凝聚力是一大考验。

刘一凡说，在正常情况下，人们背后都有社会支持的系统，例如心情不好能和同事聊天，或是下班后去喝酒，把负面情绪化解掉。但现在社会行为大量减少，人们更多是躺在床和沙发上，大量空闲时间加深了焦虑感。

心理学专家彭泗清的观察则发现，大多数困在武汉或呆在家中的民众其实愿意顾全大局，明白此时牺牲个人方便是为别人好，也为自己好；值此非常时刻，人们表现出一种命运与共的文化心理。

调查：湖北民众已迎来“情绪拐点”

冠病疫情的拐点何时到来目前仍难预测，但随着人们逐渐习惯并接受疫情下的新生活方式，有调查显示，普通民众面对疫情的“情绪拐点”已经出现。

华中师大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实验室本月8日完成的一项针对5600名湖北民众的调查显示，相较于封城后的第一周，第二周感到“高度恐慌”的武汉民众占比从23%降至10%。

《中国青年报》引述负责调查的实验室主任周宗奎说，上述积极信号意味着普通民众对疫情防控举措和信息公开有了精确感受。但他也强调，这项调查的对象是普通民众，结论也许无法推广至冠病病患与其家属。

须格外关注六个“临时困难群体”

在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副会长彭泗清看来，当前有六个“临时困难群体”须要格外关注：除了病患与其家属，还有买不到口罩的群体、健康但因所属地域而被标签化的“疫区人”群体，以及家在外地或春节后返回工作地时，因当地防疫措施而无法进城或进入租住小区的群体；更长远来看，还有具失业风险的劳动者群体，以及有企业倒闭风险的中小企业主群体。

彭泗清说，上述六个群体规模不小，若困难不及时解决，不仅会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也可能带来社会问题。

增进社会互信才能有效应对非常时期

从社会心理角度，在走出疫情阴霾的漫漫长路上，当局还须重新检讨包括责任机制在内的治理模式，重新建立社会大众的信任。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俊秀在一篇文章中就提醒：“信任是社会的润滑剂，是不确定环境下社会秩序的保证，只有增进社会互信，才能有效应对非常时期的困难挑战。”

接下来如何走出阴霾？彭泗清认为，一方面，社会情绪的稳定需要公开透明的信息传递、防控疫情取得明显进展、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逐步恢复与及时有效的心理服务；另一方面，个人情绪的稳定，则需要社会支持和个人的心理与认知调适。

“放在历史的长河看，人类其实面对过各种疫情和灾害，规模与范围严重程度或大或小，生活多少受到冲击，但最终人类都会战胜灾害。当人们意识到古往今来有千千万万的人都面对灾害，现在也有千千万万的人与我们一起面对灾害时，人们就不会那么害怕，心态或许能调整得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