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冠病疫情的严重性上月中旬曝光，1月23日封城后，整座城市弥漫焦虑与恐慌，确诊病例数量节节攀升，加上医学对疫情的各种未知，让病患、医护人员和普通民众都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法新社）

林展霆 

自2019冠状病毒疾病确诊病例上月中旬开始大量曝光以来，中国湖北武汉市经历了纷扰慌乱的一个月。一场史无前例的封城行动，加上医学对疫情仍无法解答的各种未知，让病患担忧恐慌，普通民众也承受不断加剧的心理重压。对病毒的恐惧、对政府的愤怒、对病逝者的哀思、被困在家的压抑，叠加的负面情绪让原本已严峻的抗疫工作再添难度。在全民焦虑的非常时期，社会心理尤其脆弱敏感，维持社会情绪的稳定与健康，成了这场抗疫战役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又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战役。

2月8日元宵节，武汉市民陈芷欣（25岁）的家在这一天破碎。她48岁的母亲在当晚骤逝，让她和父亲陷入自责、害怕、想念和后悔的痛苦深渊中。

“这几天每天除了哭，就是发呆。”陈芷欣通过微信告诉《联合早报》记者。她婉拒了记者电话采访的要求，原因是：“我爸在家，打电话说，他再听一遍，会很难过。”

哭是因为一夕之间失去了至亲，发呆则是因为2019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引爆的武汉疫情依然严峻，她和父亲没有其他选择，只能继续呆在家，连出门给母亲办丧礼的机会都没有。

上月底，陈芷欣的母亲开始出现食欲不振、呼吸不畅、乏力等症状，由于母亲本来就患有精神疾病，曾出现类似症状，所以陈芷欣一直没联想到冠病。直到元宵节当晚，母亲在厕所梳洗时突然呼吸困难倒地，呻吟了几声后陷入休克，陈芷欣和父亲尝试进行人工呼吸，但母亲始终没反应。

“救护车大概40分钟后才到，武汉的肺炎案例实在太多；她走得急，救护车来的时候已经没呼吸了。医护人员没能给我们判断是什么原因，也不能排除是肺炎的可能。”

殡仪馆人员来到家里，陈芷欣眼睁睁看着母亲的遗体被拖出屋子，直接送去火化，“我们不能跟去，必须等武汉解封……连个仪式都没能给我妈办。”

由于她和父亲都为母亲做了人工呼吸，两人过去一周一直活在可能已被传染的恐惧中，不敢随意踏出家门，以防再传染其他人。

如今，家里的气氛压抑得让她几乎要窒息。“如果是以前，起码这种时候还有亲戚朋友陪着，现在只有我和爸爸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没有声音。”

按两周的病毒潜伏期计算，陈芷欣至少要到下周六（22日）才能确定是否患病，“这14天，每一天都是煎熬。”

她更担心的是爸爸：“他在我面前很坚强，但一个人在房间里时，还是哭了。我在桌上摆了母亲的照片，用香薰代替上香，我爸爸看着也哭了。　

“我现在看不到希望，武汉就是人间地狱。”

疫情引发恐慌误解猜忌　

对陈芷欣和数以万计受疫情影响的武汉家庭而言，过去三周过得几乎不真实。猝然而至的生离死别如海啸般冲击社会情绪，不少失去亲人或自身患病的民众，情绪更是濒临崩溃。

心理学家指出，武汉乃至全中国弥漫的恐惧和焦虑，不仅源于病毒对人们健康的威胁，也因为这场疫情对社会和谐带来相当大的冲击。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学系教授彭泗清告诉《联合早报》记者，与2008年汶川大地震等自然灾难不同，冠病疫情在空间上可以扩散全球，时间上也难确定何时终止。感染病毒者不仅是受害者，也可能成为传染源，人们因此对患者或疑似患者既同情又害怕。

彭泗清指出，疫情除了唤起同情心，也可能引发误解、猜忌甚至敌意。疫情引发的不良社会情绪和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则可能对原有的社会关系带来明显破坏，造成临时性的社会分化。

以湖北多个城市的封城举措为例，彭泗清指出，城外的民众普遍认为这是有利于遏制病毒传播的措施，但城内的人当时面对的却是更多的恐慌，尤其当局在封城前还告诉民众疫情可防可控，“突然紧急刹车，冲击是比较大的”。

在全民焦虑的日子里，心理危机干预也成了抗疫工作的重要一环。近日，中国各地政府机构和民间心理协会与组织陆续设立辅导热线，协助受疫情打击的医护人员、病患和普通民众缓解情绪问题。

医护人员巨压下情绪决堤

29岁的心理咨询师刘一凡是过去两周参与辅导工作的其中一人。任职于北京一家心理咨询工作室的他担任两条热线的志愿咨询师，搁下平日工作，每天花七小时投入疫情相关辅导工作。

其中一条民间发起的热线“用心抗疫”面向前线医护人员，让刘一凡深深体会到医护人员所处的高压环境。

他受访时说，很多一线医护人员连续多日没休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甚至把头发剃掉，以避免出汗影响卫生；或是穿纸尿裤工作，以免上厕所导致须更换十分稀缺的医疗防护设备。

在高压、紧张的工作日程之上，医护人员还得克服自身对感染病毒的担忧；转身面对病人时，又得以平和、积极方式鼓励他们，种种叠加的工作与情感需求，让医护人员承受巨大压力。

网上近期流传一些医院工作情况的视频，透露出医护人员情绪决堤的瞬间。一段视频中，一名武汉医生据知因大批病人无法获妥善救治，对着电话哭嚎道：“我们不想活？不想回家过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近乎崩溃的神情令人揪心，也加剧了人们对疫情失控的担忧。

刘一凡说，接到求助电话时，他会先用一两分钟快速判断对方的情绪与心理症状；若有自杀倾向，须快速转介给自杀危机干预专家。但更多时候，医护人员来电，最希望得到的是理解与支持，哪怕只是宣泄情绪或学习一些情绪调节的方式。

一名武汉医生来电时说的一句话尤其深深触动了刘一凡。“他打来时说：‘你好，我还活着’，我当下听了内心非常难受……但他也可能是通过这句话告诉我：他还活着，这个病毒没那么可怕，我们要有信心（战胜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