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下的非理性行为

为什么会造成社会的非理性，非理性的思维和非理性的行为？难道中国人就没有智慧和理性了吗？当然不是。拥有14亿人的泱泱大国并不缺智慧和理性。理性去了哪里？或者说，理性是如何消失的？

首先，各阶层迷惑于自己的社会角色。在任何社会，任何一个人既有自己特有的角色，但同时每一个人也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对这个社会担负着责任。但是，这些年来，钱理群教授提到的“精致的利已主义”普遍存在于各个阶层，包括官员、商人、学者等等。他们往往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角色，只有自己的利益观，没有大局和社会利益观。

如此，即使遇到了类似新型冠状病毒那样的疫情，他们也总能找到从中追求私利的机会。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来说，危机就是“机会”。只要对自己有利，社会于我无关。官员瞒报信息、学者写文章、商人乘机发财，所有这些行为在这些人眼中再合理不过了。

其次，很多政策因素也促成和强化了他们的行为。在多年反腐败的高压下，人们变得精致起来，聪明起来，一些干部的行为“收敛”起来了，天天唱赞歌，喊忠诚，好像在守护着这个体制。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做给上级领导看的。

这些年，不少像黄冈市那位“一问三不知”的干部被提拔，甚至进入了领导岗位。另一方面，那些真正实干的干部因为经常得罪他人、影响他人的利益，而被一个个告下去了。如果不发生危机，一切好像完美无缺，但一旦发生危机，就丑态百出，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这个社会。

更为重要的是，精英层已经失去了进步的观念。共产党是革命党，是近代以来进步观念的载体。但很多年里，很多人已经失去了初心，没有了“野蛮”和“文明”、“落后”与“进步”的区别。没有了进步观念，也就没有了是非观，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种行为在这次疫情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例如，一些农村居民使用各种“土”办法来阻止人员的流动，贴出了具有浓厚政治意味的口号，这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官方的主流媒体则拍手称好，并把此说成是执政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曾经告诫党的干部要走“群众路线”，既不要当人民的大老爷，也不要当人民的尾巴。无疑，官媒认同的是彻头彻尾的“尾巴主义”。如果抱着这样的群众路线观，进步会是毫无希望。

一个严峻的局面是，这些年在中国体制内外盛行的“高级黑”和“低级红”，一直扮演着科学、理性和进步的“绞杀机”。“高级黑”就是那些等着国家出问题、看好戏的那些人，而“低级红”则是那些平时粉饰太平、遇到危机则如义和团那样“打打杀杀”的群体。今天，社会上的智慧和理性大多都要不被“高级黑”所控，要不被低级红所荡涤。一旦“高级黑”和“低级红”走到一起，它们所到之处，智慧和理性就“寸草不留”，荡然无存。

看看今天的媒体就知道了“高级黑”和“低级红”的厉害了。人们能够在媒体上（无论是官媒还是自媒体）读到什么呢？到处蔓延着情绪、庸俗和愚昧，而不见科学、理性和进步。如果把媒体的内容结构和人们的社会行为结构之间做一学理分析，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高度契合。尽管高层早就预警了“高级黑”和“低级红”的危害，但这些群体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

在危机时刻，人们总是期望超人的出现，英雄的出现。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把希望寄托在超人和英雄，而社会表现出集体无知和集体无能，那么会是这个社会的最大悲剧。中国是一个超大社会，没有任何一个超人或者英雄能够救得了整个社会。

社会的拯救需要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负起社会责任来。当每一个人对社会有担当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至少，如果人们不再做“高级黑”，不再做“低级红”，社会就可以减少内耗，增进团结，最大的困难也是可以克服的。

人非圣贤，但（如果改用一下梁启超的话来说）“人要像个人的样子”。这个“样子”的人是现代人，抱有科学、理性和进步观。到了21世纪的信息社会，稍作努力，做一个现代人并不难。这样一个现代人无疑是梁启超所说“国家要像个国家的样子”的社会基础。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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