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政府正在经历这个“雾霾重重”冬天，可以总结出有三件事是需要做的：在冬季需要有更精准的治霾措施、对民意需要进行危机管理、需要重视给民众提供雾霾防护，而不只专注于“治霾”。

先肯定一个并不直观的事实：北京的空气，其实一年比一年好。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评估报告显示，1998年至2013年，北京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可吸入颗粒物（PM10）的年均浓度分别显著下降了78%、24%和43%。

数据显示，北京市的PM2.5浓度在2006年达到110.7微克∕每立方米的峰值后便逐年下降，平均每年下降3.36微克∕每立方米。2016年北京PM2.5浓度是73微克∕每立方米，这虽然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安全标准的三倍，但至少比2015年少9.9%，去年是北京近年来空气质量改善幅度最大的一年。

但尽管雾霾整体情况在改善，这一个月来民间控诉政府治霾不力的舆论，却显得比过去激烈。

诸如《我们其实都在等待雾霾下的冤魂》等带有情绪的文章，在社交媒体中疯传后，很快被屏蔽。

往年每逢雾霾就会有民众用段子或其他艺术手法发挥创意，如今也不例外，甚至还登上美国权威医药杂志。上海医生赵晓刚从肺部磨玻璃影自白的角度，写出英文诗“I Long to be King”（《我要当老大》），上个月刊于美国胸外科杂志“CHEST”。

为什么雾霾情况整体改善了，公众的焦虑和不安却显得更激烈？分析人士指出，主要是因为冬季的空气污染情况历年改善幅度不大，甚至在这个冬季没有改善。

中国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本月6日会见中国媒体时承认：“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一些措施在冬季之前是管用的，到了冬季之后、进入供暖期，我们的措施还很不够。”

中国雾霾的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偏向钢铁等重工业，能源结构偏向化石原料。这两个因素集中出现在京津冀。京津冀面积占全国7.2%，却消耗全国33%的煤炭，单位面积排放强度也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倍。

每到冬天，空气污染变得更严重。燃煤供暖的需求暴涨，加上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的气候条件，平时勉强能控制住的PM2.5浓度，上个月如脱缰野马般连续几天爆表，今年首七天也居高不下。

北京市政府意识到有必要在加强冬天治霾措施。代市长蔡奇本月7日会见中国媒体、企业和市民代表，宣布今年要从十个方面“铁腕治霾”；在刚召开的北京市人大会议上，蔡奇也宣布今年拨款182.2亿元人民币（37.7亿新元），力争将PM2.5年均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60微克左右。

关注舆情的复旦大学教授王正绪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政府意识到有必要回应民众的强烈诉求，陈吉宁和蔡奇相继对外发言，显然是经过统筹协调的危机管理。

民众力争雾霾防护

这一个冬季里，民间舆论的最大胜利，是家长在今年1月初争取到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点头，中小学和幼儿园开展安装空气净化设备的试点工作，费用由市政府补贴。

这个胜利来之不易。北京市教委往年多次拒绝类似要求。就在2016年底，中国传媒大学学生提出希望校方允许学生在宿舍使用空气净化器，校方的回应是，需要医院开具证明，否则“出于安全用电考虑”，不让使用。

当局的态度变化，说明政府意识到除了治雾，政府也有义务对在雾霾下生活的民众提供防护，尤其要对小孩等免疫力较弱的群体给予保护。雾霾的治理需要时间，大家可以理解，但雾霾的防护，却是金钱能够解决的、立竿见影的事。

过去，雾霾的防护主要是个人行为，人们按各自的经济能力和对健康问题的重视程度，决定家中是否要添置，或添置多贵的空气净化器。随着人们更强烈地意识到雾霾对健康的伤害，社会也开始出现要求政府或企业承担雾霾防护责任的呼声。

部分企业为了满足市场需要而主动采取了防霾措施，在室内通风系统安装过滤仪器，确保户外霾重度污染时，室内PM2.5浓度仍属于良好水平。

但也有许多企业没有防雾意识。张姓专车司机告诉本报，雾霾浓重的两周里他咳个不停，但公司为了不影响形象，不允许司机载客时戴口罩。

亲子微信公号“大小爱玩”的志愿者上个月在重霾天检测了北京60个商场、游乐场、博物馆、图书馆等，发现只有少数公共场所的室内空气达标。看来还需要多几轮的舆论压力，才能推动北京政府发文要求建筑物管理者安装空气净化设备。

王正绪说：“靠舆论治霾的最大问题是，冷风一来，大家就忘记不满，压力无法持续并转换成政策。”

一轮又一轮的雾霾之后，有人对雾霾“久治不愈”越来越不耐烦，也有人选择调整心态，保持心情的“主控权”。

在北京住了四年的新加坡人李荣新（42岁，航空公司职员）告诉本报：“雾霾天时，只要做好必须的防护，如戴口罩、开空气净化器、少出门，那就行了。日子总得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