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订立人员自由流动的协议，缔约国之间必须有很强的互信基础，确信对方有能力和意愿合作打击罪犯，也必须高度共享信息，在执法、司法、移民政策等很多方面必须划一。

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ICA）预计，到2050年，兀兰关卡日均通关人数将达40万人次。官方已做好长远的规划，在旧兀兰镇中心建设新的关卡设施，准备迎接越来越庞大的跨境通关大军。

新柔关卡一直是全球数一数二最繁忙的陆路关卡。ICA早前公布的2023年统计数据显示，去年的公共假日和学校假期，两个陆路关卡的日均通关人数达44万人次。算一算，兀兰和大士分别一天要处理22万人次通关，平均一个关卡每小时约9200人次。

ICA扩建兀兰关卡的计划，显示官方预见未来25年，通关人次会翻一番。这相当于ICA需要多一座兀兰关卡，才能应付通关需求。另一边的第二通道，未来一段时间很可能也须要扩建。

马来西亚迟早也须要扩建新山关卡，来满足通关需求。新山和兀兰一样，都面对土地有限的挑战。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新马有没有可能订立像欧盟那样的《申根协议》？

《申根协议》允许缔约国的人员、货物、服务和资本自由往来流动，人员在缔约国之间进出，无须出示护照接受关检。

欧盟早在1950年签署《罗马条约》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时，就有了人员和货物自由流动的想法，但要拆除国与国之间的藩篱，并不容易。欧洲人花了30多年时间，1985年才签署《申根协议》，1995年全面落实申根区。最初时，只有五个国家签署和落实，其他国家看到人员自由流动带来的好处，才逐步加入。

对申根区国民和游客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便利的安排。它直接带动旅游业增长，促进申根区国家的就业和人才流动，也带动企业投资和贸易活动。瑞士、冰岛、挪威和列支敦士登等四个非欧盟国家，看到协议所带来的长远好处，所以也加入了申根区。

从某个角度来说，《申根协议》加强了欧盟国家间的安全合作，因为在消除边境关检后，安全威胁也可以自由流动，这就要求申根国家的安全部门必须更紧密合作，对付罪犯和消除威胁。

事实上，罪案和罪犯自由流动是申根区的最大软肋。由于没有边境关检，毒品走私、人口贩卖、非法移民、恐怖分子、流行病等都比以前轻易流动。法国的多次恐怖袭击、欧洲难民危机等是最明显的例子。2020年冠病疫情则让申根国家不得不再次架起藩篱防堵病毒。

以瑞士为例。瑞士在2008年全民投票通过加入申根区，之后瑞士的治安一度有恶化的趋势。经过10年的跨国安全合作后，瑞士的治安有所改善。据瑞士资讯网（Swissinfo）报道，瑞士2018年的整体犯罪率，比2008年刚加入申根区时下降了20%，破门行窃案数量下降了37%。人员可自由流动，也促进了瑞士人与其他欧洲人在各个层面的交流和商业活动。事实上，瑞士作为内陆国家，加入申根区和欧洲单一市场，只会利大于弊。

因此，虽然加入申根区会带来许多挑战，但始终没有一个申根国家后悔而要求退出。

要订立人员自由流动的协议，缔约国之间必须有很强的互信基础，确信对方有能力和意愿合作打击罪犯，也必须高度共享信息，在执法、司法、移民政策等很多方面必须划一。国家必须做好准备让渡一些边境管制的主权，民众也须做好准备迎接初期的阵痛。这样的互信，并不容易实现。

国界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国家为安全起见，以护照和签证等制度管制人员流动的做法逐渐成形。申根区的建立，无非打破这种才持续了几十年的做法，恢复欧洲人历史上可以跨国访问的自由。

也许有人会说，欧洲人同文同种，经历二战后有了更强烈的一体化意愿。事实上，新马何尝不是同文同种？我们也有一段很长的共同历史，分属两个国家不过是60年前才开始的事。在那之前，新柔长堤两端的民众不须要护照就可以自由往来。

最近泰国政府提出，要联合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尝试构建类似申根区的人员自由流动区域，以一个整体来促进旅游业发展。泛亚细安的申根区在现阶段或许还不实际，但如果要朝这个方向前进，新马会是最适合探讨合作的开端。

（作者是《联合早报》国际新闻第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