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6月15日刊发乔治·索罗斯的《民主制度能在多重危机中幸存吗？》，读后颇觉震撼。索罗斯所思考问题之严峻、复杂和紧迫，令人不能不陷入忧虑和沉思。

文章对人类命运所展开的深邃、宽广和厚重的思考，让人深深感受到他对人类的关怀与大爱。也正因此，笔者认为若他能将题目改成《人类能在多重危机中幸存吗？》可能更为贴切。因为整篇文章所谈无一不是当今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危机，而绝不仅仅局限于所谓的民主制度国家。而且，索罗斯在展开论述他所认为的三个最紧迫问题时，也都无一不从全球视角去审视之。

当然，有一点我能理解的是，索罗斯内心深处忧虑中的忧虑，首先还是其赖以安身立命并推崇备至的民主制度能否幸存，然后才是其他。只不过他也明白，任何一个问题都远远超出民主制度所能解决。也正因此，笔者想先谈谈此文的不同意见，以商榷于索罗斯。

在笔者看来，所有这三个问题：人工智能（AI）、气候变化、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相对于他的标题，都应退居其次，首当其冲的问题毋宁还是民主制度内在的极化危机。至少就美国两党政治而言，在前两个问题上就剑拔弩张，各执一词。这只要从前总统奥巴马签订《巴黎协定》，特朗普一上台就退出，即可一目了然。然而，气候问题上之极化分裂，不过是美国两党争执相对较次要的议题，双方在许多关乎美国三权分立这一立国基石的重要议题上，已势同水火——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特朗普被指控37项联邦刑事重罪，就是典型病症，而特朗普反复攻击的，就是民主党人发起的政治迫害以及司法腐败。

共和精神几乎荡然无存，才应是索罗斯对民主制度能否幸存的最大隐忧。毕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此，笔者曾在《联合早报》撰写多篇拙评探讨之，以图将这一人类有史以来最大也是最先进的民主共和政体的病症，剖析解读，引起人们重视。尤其是在《美国究竟是否已然衰败？》（3月23日）一文中，笔者指出：“美国衰落与否的背后，暗含着整个西方的命运起伏，乃至人类未来走向的关键密码。尤其是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进步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同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时代高度结合后的世界将会走向何方，将会发生什么，我们还无人知晓。基于此，我们绝不应隔岸观火，更不应幸灾乐祸。也基于此，所有理性的探讨争鸣都不仅意义非凡，且责无旁贷。尤其是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更应如此。”

其次，就索罗斯所提的“困扰当今世界的多重危机的首要成因是人工智能”。笔者认为尚言之过早，无论是微软免费推出的ChatGPT 4，还是谷歌新的AI产品，都还处于有待进一步升级的开始；换言之，顶多只是失控的开始，毕竟目前还没有，当然也就谈不上“困扰当今世界的多重危机的首要成因”，而毋宁说是“困扰未来人类的多重危机的首要成因”，甚至可以说是威胁并彻底毁灭人类的首要罪魁祸首，亦不为过。

在笔者看来，AI的核心风险就是失控，而且人类终将失控。这是深藏于人类逐利竞争的天性，以及AI逐步升级的不可知风险中的。尽管当ChatGPT刚推出时，马斯克曾发起联名呼吁暂停AI的研发，但在科技公司逐利并力争引领潮流的“雄心壮志”面前，显得多么幼稚可笑、弱不禁风。就我们目力所及，就可以看到目前人类95%（甚至更多）的工作，都将为未来不断升级后的AI所替代。仅此一点，未来人类社会将出现毁灭性的打击，试问95%的人类岂不成了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废物？

这将置自视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于何境地？笔者在探讨如何解决人口危机这一问题就痛苦地想到：也许人类基因中，就包含着化解人口危机的关键密码，即当现代科技逐步将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人类就已经潜意识认识到，人终将会被机器（尤其是当下的AI）所替代，于是人类基因就会本能地通过“少子化”，以尽可能规避或延缓这一悲剧式的宿命。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也能解释机器化最普及的工业国家日本，最终将不得不面临消失的“国难”（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语）。

我们并不清楚有朝一日在拥有自主意识之后的AI眼里，究竟会怎么看待并对待人类这群废物？就像在我们眼里的大猩猩一样。我们只要扪心自问：人类何时对野生动物发过善心，将他们统统都养起来、保护起来？要么是少数幸运者岌岌可危地生存于人类掠夺后的栖息地中，要么是沦为动物园与马戏团中娱乐孩童的工具。将来当面对智商高出人类N多倍（理论上它们可以永不停歇地进化）的AI时，它会如何善待我们这些智商如婴儿般的废物？这就像我们遥望深邃的黑洞一样。

我们不知道其中充斥着多少恐怖的未知，至少从近代科技带给人类翻天覆地的巨变时，也带给人类巨大的不确定性与毁灭性。仅从战争而言，一战和二战愈发先进的武器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与伤痛就史无前例。人类唯一侥幸的是，当时掌握核弹的是以自由与和平标榜的美利坚合众国，一个几乎凭一己之力打败太平洋和大西洋两大邪恶国家的国家。但只要稍微再脑洞大开一下，如果当时有核弹的不是美国，而是那两个疯狂国家的话，人类会面临什么样的灾难？而对飞速进化中的AI，不也有同样忧虑吗？

即使AI仍掌握在自信正义的美国手里，何为正义这一问题就已经很成问题了。看看美国两党选民确信己方正义的同时，攻击并诅咒对方的邪恶，就可以一目了然。由这些伦理观念截然对立的科研人员所掌控并研发的AI，会持何种观念以待人呢？更不要说由完全不同意识形态政体所拥有的AI，究竟会发生哪些碰撞？会不会有一天，持不同观念及意识形态的AI，也大打出手并恶意攻击与其持不同见解的人类？我们不得而知，留给人类的最后时间，其实不过是AI获得自主意识之前的短暂逗留罢了。

最后，人的基因中是否就蕴含着自我毁灭的冲动，以及本能地躲避灾难的先验性呢？

这是我们还无从知晓的秘密。精神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曾在奥地利在劫难逃的岁月（1938年后的纳粹控制期）中一直沉思一个问题：“人类的毁灭性冲动”，这一思想以最强烈的表达体现在他的著作《一个幻觉的未来》（又译《幻象之未来》）。换言之，人类生来就具有毁坏欲，就像文明本身就内含纳粹这样的毁灭性力量一样。只不过1939年就过世的弗洛伊德，并不知道人类今天所面临的AI与气候灾难罢了。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逃避的挑战，也是责无旁贷，必须审慎应对的危机。

作者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 阿什民主治理和创新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