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显示从美国的角度看来，中美双方在阿根廷习特会后就知识产权盗窃问题有基础的共识。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今年3月15日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将于2020年1月1日起施行。依照《外资法》，国家依法保护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鼓励基于自愿原则和商业规则开展技术合作，技术合作条件由投资各方协商确定，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强制转让技术。

但是刘鹤5月10日在华盛顿第十一轮中美贸易谈判后接受国内媒体访问时表示，中方认为，解决双方贸易不平衡问题非常重要，也愿意解决，但不平衡的起因可能有诸多原因，“需要科学认真地进行分析”。

刘鹤表示，“技术转让问题，在合作初期技术转让不断发生是双边自愿行为，很难说是强制技术转让，这个问题争来争去，我们认为真理非常清楚。再比如说，所谓知识产权盗窃问题，中国是一个守信的国家，一个国家指责另外一个国家盗窃，我们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可能有个别案例，但个体案例需要进行分析。”

这暗示由于谈判触礁，双方对于知识产权问题的主张似乎各自回到了原点。

在福克斯电视台的访问中，里根问刘欣对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看法，并在屏幕上向她展示了大量著名的中国知识产权盗窃案例。刘欣直截了当地回应：“我不否认有侵犯知识产权、有版权问题、盗版、甚至窃取商业机密。这是必须处理的事情 …… ”

里根认为这意味着刘欣承认中国侵犯知识产权。其实刘欣接下来的回答是对于里根的诠释的一种反驳：“我认为这可能在世界各地都是一种常见的做法，在美国，有一些公司一直因侵犯知识产权而相互起诉，你不能简单地说，因为这些案件的发生，美国正在窃取或中国在偷东西，或者中国人在偷东西。”

从某种角度而言，刘欣与福克斯主播约辩几乎没有风险，因为敢于向西方亮剑会使她在国内立下大功。刘欣当然不是第一个与西方专家就中国问题“抬杠”的中国记者。2015年11月，CGTN首席记者王冠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RT）的访谈节目中，与美国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韦茨就南海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电视辩论，一夜之间成为了中国的民族英雄。

香港大学新闻与媒体研究中心的中国媒体项目主任大卫•班杜斯基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时指出，即使这个约谈桥段几乎没有实质性内容，它确实是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利器，让刘欣在国内社交媒体上被描绘成国家队冠军。

无论如何，我认为这种“文明对话”的方式仍然超过中美官方及民间连场的“口水战”，更是远远胜于近年来某些新闻从业人员以“拳头”向西方示威而“立功”来得高明，如去年9月央视女记者孔琳琳在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香港问题会议，喧嚣抗议支持香港独立的人士参会发言被拒后，在与工作人员发生肢体碰触后掌掴工作人员，随后被英国警方正式控告普通袭击罪。我认为“雄辩”永远胜于“动武”。

在里根和刘欣的访谈后，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白邦瑞接受里根的访问时指出，他认为刘欣“稳重、非常谨慎、坚持中国政府的路线”，更重要的是，刘欣同意“最终目标是零关税”。

整体而言，我认为在美国主流媒体，特别是具有强烈对华偏见的频道出镜，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甚至超过访谈的实质内容。当一名英语流利、亲切可人的中国主播出现在黄金时段，在基线上可以抵制对于中国妖魔化和沉默化的刻板印象。

然而话说回来，我们几乎不可能期待这个访谈对于美国的舆论会有什么实质上的影响。这是因为西方的媒体对于中国政府的媒体管控有基本性的排斥，它们不会相信在“国家机器”下的任何个人意志，会习惯性地对于任何来自官方媒体的言论大打折扣。

因此我认为，中美应该有更多公开非官方辩论和对话的机制，但是新闻主播的对谈，不能当成宣传战的计划，也不能蓄意挑事，否则反而容易造成反效果。

5月9日加拿大著名芒克时政辩论平台在多伦多举行了以“中国是否威胁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为主题的辩论会。四月初美国华人精英组织百人会在其50周年庆高峰会议期间以“中国是否势必成为第一经济体”进行了模拟辩论。

这两场辩论的结果都显示，不论辩论团队的表现如何，辩论所呈现的论点能够改变在场观众既定成见的程度极为有限，因此我们可以预期刘欣和里根对谈对于美国老百姓和政界在短期内不会有具体实质性的影响，同样的结论也可反推于中国。换言之，当谈到中美关系时，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大多数人已经深深地陷入了他们先入为主的观点，正验证了一句俗话：“人们总是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事情。”

要改变这些先入为主的偏见，光是派出“喊话”的国家队是没有作用的。我们更需要思考的问题是：这样的讨论能不能在中国直播？甚至在中国举行？官媒主播能不能有不同于官方的意见？这些反而是影响国际看法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