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倩：但是我问您一个很功利的问题。众所周知，基础研究意味着它的时间段、时间周期一定是长的，假如投了这么多基本研究的钱在上面，见不到成果怎么办？

任正非：（周期）一定是（长）的。我们有一个研发主管徐直军，每次我都批判他，我说你看你这个人，是我浪费了一千个亿培养起来的。他说：您以前说我是您浪费了一千个亿（培养的），您今年再批判我，我应该是浪费了两千个亿了。

董倩：您认为是浪费吗？

任正非：这是一个诙谐的说法。因为科研上的不成功，也培养了人才。我们一个小伙子，到瑞典两年，领导一批科学家在半导体上突破，这是人类社会重大突破。这个突破，当时我提议给他涨七级工资，最后涨的是五级，破格涨了五级。

董倩：为什么没听您的？

任正非：我有时候说话也不算数，因为我有时候说话比较夸大一点，我希望（投入）更激励人一点，但是他们更考虑平衡一点。

人才：让科学家到中国来“生蛋”

2009年，华为开始5G研究。当时的华为，是全球通讯设备企业里的挑战者，全面销售收入仅为170亿美元，是现在的六分之一。虽然当时的5G技术标准有很多，但华为认为，土耳其教授——埃尔多尔·艾利坎(Erdal Arikan)发现的极化码有作为优秀信道编码的潜力，几年之后，华为的坚守有了成果。2016年，以华为公司主推的极化码方案成为5G控制信道场景编码方案，这也是中国公司第一次从概念研发介入到标准产品全链条参与的通信标准。2018年7月26号，华为在深圳总部举办“极化码与基础研究贡献奖”颁奖大会，百余名基础研究与标准领域的华为专家受到表彰，而5G极化码发现者土耳其教授——埃尔多尔·艾利坎(Erdal Arikan)则被颁发特别奖项，致敬其为人类发展而做出的突出贡献。在与埃尔多尔·艾利坎对话时，任正非表示华为会继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点燃更多科学的灯塔。

董倩：像华为这样的公司，对这个问题看得这么清楚，你们在招人才的时候，像统计、数学这样的人才好不好招？

任正非：好招。

董倩：为什么你们好招？

任正非：因为全世界博士很多，我们国家这些年也进步了，特别是现在有大量的人才，从国外、海外回归，这对我们国家是一次机会，因为这个世界，有两次人才大转移高峰，第一次是世界大战结束以后，300万犹太人从苏联转移到以色列，崛起了一个高点。现在美国正在排外，它的科研就受限了。第二个我们可能有大量的留学生，在国外不能公平就业的话，他可能要回国，这个时候我们国家要敞开怀抱拥抱这些人，让他们到中国来多挣钱，让他们来为国家多发光。

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跟外国人说，你把这个高科技卖给我们吧，你把这个东西卖给我们吧。当这个东西买回来，我们把这个蛋一打开，发现这个蛋是中国蛋，是我们中国鸡跑到美国生了一个蛋，然后卖给我们中国蛋，我们还交了关税，还要高价买回来，为什么自己的鸡不能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生（蛋）？第二，为什么不能让外国的科学家到中国来生蛋。大家都知道，美国有非常多伟大的领袖、政治家、哲学家、科学家，大部分出自穷困的东欧，我们为啥不能再把东欧的优秀人才引进到中国来生蛋？让他们有幸福的生活，让他们也感觉到环境，这样中国能把大量世界人才，像美国一样把科学家吸纳到中国来，这个国家怎么不能“井喷”呢。

未进“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物”名单，任正非：主动提出申请不要将其加入名单

1987年，44岁的任正非从零开始创办华为，选择了高科技含量的电信。时至今日，华为成为世界领先的信息与通信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提供商，致力于把数字时代带入到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组织，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为了这样的理想，75岁的任正非仍然孜孜以求。

董倩：在您心目中，华为发展到今天是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任正非：华为现在出问题的，就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整个管理层级太多，我们正在改革，我们在五年左右，如果组织改革上能获得成功的话，我们可能是有战斗力的。

董倩：未来的华为公司，应当是什么样的？

任正非：应该是作战比较精干的，应该不像现在这么臃肿，这么多管理层次，这么复杂，这么多ppt，这么多会议，这么多无效的劳动。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一百位改革先锋获得表彰。出乎很多人预料的是，一进秉持艰苦奋斗精神并创业出华为发展奇迹的华为公司任正非，并未在表彰人员名单。有报道说，这是任正非婉拒的结果。在采访中，记者也当面向任正非进行了求证。

董倩：因为在改革开放40年的纪念大会上，有100名改革开放的先锋，中央在表彰，说没有您的原因，是因为您主动申请深圳市委市政府别加上我，这是真的假的？

任正非：这是真的。因为我是这样想的，我想集中精力做华为。华为已经够复杂了，因为你们没有机会到我们海外研究中心看一下。这些科学家在这么细的地方，还有数千项专利在研究这些细节。所以是有很多细节才能组成这个宏观的。这些东西都是要有规划的，我觉得我的精力要放到内部的这个方面上。如果参加社会活动，就要消耗精力。另外你叫我开会，坐在板凳上两个小时，我坐不住，就会溜号，不光彩。

董倩：您做什么事的时候能坐得住？

任正非：我做公司工作的时候，能坐得住。

董倩：为什么这段时间，您会这么频繁地接受中外媒体的采访？

任正非：我是被公共关系部逼的。因为他们说，现在是处在一个危机转换的阶段，我们一定要让客户理解我们，一定要让18万员工理解我们，团结起来奋斗，渡过这个困难的时期。他们说还是你讲话有权威，那我就来讲话了。

董倩：还有人们特别关心的一点，外界有人说华为现在可能是从有公司以来是最艰难最危机的时候，您这么看吗？

任正非：不是。我们今年至少增长20%，每一个部门都跃跃欲试，我叫他们把计划报低一点，不然上头奖金就压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