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情人都是公职人员，女方为男方升职四处请托，男方顺利升职加薪；男方面临问责风暴时，女方又为男方找人求情、打探消息，男方最终保住了职位。

两人保持情人关系期间，男方共计给了女方600多万元，但是这600多万元，并没有跟上述升职、问责风暴，形成明确的对应关系，也就是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男方为了升职，给了女方多少钱；为了免于被问责，又给了女方多少钱。

那么这600多万元，究竟是行贿款，还是情人间赠予款？该不该被认定为受贿、行贿？

11月9日、11月12日，北京法院审判信息网先后公开了《王欣行贿一审刑事判决书》、《王欣介绍贿赂二审刑事判决书》、《王霞受贿二审刑事判决书》。这三份判决书，揭示出上述王欣、王霞都是金融界从业人员，王欣原系中国光大银行济南分行行长，王霞原系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银行机构管理二部副主任。

王欣出生于1968年3月28日，山西太原人。2007年，他担任光大银行太原分行行长助理时，与出生于1970年6月的王霞相识。2009年，两人确定情人关系，双方约定各自办理离婚手续后结婚。

之后，两人购置“婚房”同居，王欣把自己的银行卡交给王霞，将工资、奖金等收入都转入这张银行卡中，两人还为子女出国筹备留学费用。

王霞按照约定先与前夫离婚。在王霞的压力下，2011年和2012年4月，王欣两次起诉离婚，但是都以撤诉告终。2012年6月，王欣曾写下保证书，承诺尽快娶王霞为妻。可是王霞认为，王欣不会离婚，就是想利用她的职位帮他升职，保住行长的位置，2012年10月，两人分手，结束了情人关系。

两人为时3年的情人关系期间，王霞收受了王欣609.5万元。

检方指控，这609.5万元，包括以下四起。

第一起：2009年底至2010年初，王欣向王霞请托，为其在职务提拔中谋取不正当利益，后王霞利用担任汇金公司综合部光大股权管理处主任、光大银行董事一职所形成的便利条件，分别向中共光大银行委员会书记、光大银行董事长唐某，中共光大银行委员会副书记、纪委书记林某请托，为王欣在职务晋升中谋取了不正当利益。期间，王欣分多次给予王霞钱款共计189.5万元。

第二起：2010年9月，王欣向朋友借款120万元，汇入由王霞掌握的其名下的银行卡中。王霞应王欣的要求，将该款汇入王霞母亲的账户后提取了现金。

第三起发生在“齐鲁事件”后。

2009年2月至2010年11月，光大银行济南分行下属支行在办理两笔业务过程中违规操作，造成16.7亿元资金损失风险和案件风险（以下简称“齐鲁事件”）。时任中共光大银行济南分行委员会副书记（主持工作）的王欣面临被追究相关责任的风险。王欣遂向王霞请托向唐某、林某及银监会股份制银行部处长孙某说情。王霞帮助王欣向上述人员说情，并将自己参加相关会议得知的“齐鲁事件”的调查处理信息实时告知王欣。

2011年8月，王欣向王霞转账汇款30万元；同年10月，王欣向王霞转账汇款40万元。

2012年1月，王欣因“齐鲁事件”受到通报批评，扣减绩效工资3万元的问责处理。

第四起发生在两人分手前一个月，即2012年9月，王欣向他人借款230万元，转账给了王霞。

检方提出，上述四起金钱往来均构成行贿罪、受贿罪。

但是一审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仅认定两人的第一起金钱往来，即王欣为谋取职务提拔给王霞的189.5万元，属于王欣行贿、王霞受贿。后三次的420万元，均不构成行贿、受贿。

对于第二起，王霞供述，因为王欣儿子出国，王欣也要为她女儿出国预留费用，所以给了这12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王欣给予王霞120万元的期间，并未向王霞提出任何请托，王霞亦未利用职务便利为王欣谋取利益。“且无法排除该笔钱款系二人商议日后供王霞女儿出国留学所用之合理怀疑的情况下，不应认定为构成行贿罪。”

对于第三起，一审法院认为：2010年12月，公安机关调查相关案件时，“齐鲁事件”爆发。王欣向王霞请托向相关领导说情免于或从轻追责，王霞遂帮助王欣向上述人员说情。2012年1月，王欣因“齐鲁事件”受到通报批评，扣减绩效工资3万元的问责处理。

在此期间，王欣于2011年8月给予王某30万元，于2011年10月给予王某40万元。该起事实中，请托事项和给予财物行为在时间上具有一定重合性，但在案证据证明，王霞主观上并不认为上述70万元是其帮助王欣在“齐鲁事件”中被从轻追责之谋利行为的不正当报酬，即王霞缺乏收受王欣行贿款的主观故意，客观上亦缺乏二者存在对应性的证据。

对于第四起，一审法院认为：王欣给予王霞230万元时，王欣并未向王某提出任何请托，王霞亦未利用职务便利为王欣谋取利益。“王霞在侦查阶段关于其收受王欣该笔钱款是因为二人即将分手，王欣给予其的分手费亦存在一定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