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0月7日的道歉会之前，陈小鲁接到一个《纽约时报》女记者打来的电话。

“陈先生，我曾经采访过你的父亲，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电话那头的声音已经不再年轻。

几天后，这名70多岁的老记者如愿见到了陈毅的儿子、也已经年近70的陈小鲁。

“那时我很幼稚。”她告诉陈小鲁，自己是澳大利亚人，当时是一名左派大学生，1967年她慕名来到中国，并在陈毅兼任外交部长期间，得到过他的亲自接见。在中国的时候，她也穿军大衣、戴红袖章，打着红旗到处参观。

这种历史戏剧性同样存在于陈小鲁身上。一个曾与他在“文革”期间有过通信往来的学者认为，“陈小鲁的这种政治态度和立场代表了一批人，特别是代表了那批在‘文革’初期最早响应毛泽东号召起来‘造反’，又最早对发动‘文革’表示怀疑直至否定的人们。”

1971年“9.13林彪坠机”事件是陈小鲁思想转变过程中的又一个节点。“林彪都副主席、接班人了，他为什么还要造反？他干嘛呀？吃饱了撑的？”陈小鲁有了一个解不开的“思想疙瘩”。

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兴起，作为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团政治部主任，陈小鲁被分配到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批邓”。出乎很多人意料，他给岳父粟裕写了一封信申请调动。“道不同不相与谋”，他在信里写道。

“之前我不知道自己错，但那时候不是了，搞这一套我自己心里头接受不了。”陈小鲁说，从那时开始他已经“不想再说违心的话了”。某种意义上，这种性格部分塑造了他此后的人生轨迹乃至精神世界。1991年，他与体制告别，下海经商，自称“无上级个人”。及至今天，这种民间身份则间接帮助他可以选择公开向历史低头致歉。

“已经47年了，将近半个世纪，经历了风风雨雨，开始一步步反思，当时觉得‘文革’是政治错误，后来发现它的根本问题在于违宪。”10月7日，坐在茶社会议室的红色沙发上聊起这些时，陈小鲁显得忧心忡忡。他开始主动谈论当下，反复提及“反日游行里那些砸车打同胞的年轻人”，“‘文革’的基因是不是已经消除了？类似的东西会不会再发生？很难说。”

“就像帕金森病一样。”陈小鲁拿起摆在面前的杯子，“如果今天拿个杯子打碎了，你可以说是失误是走神，但如果你每次都打碎，那一定是你存在问题，不正视，怎么解决？”

陈小鲁看重反思，却反感舆论“将道歉者崇高化”，“每个人都是在书写自己的历史，这只是我的个人选择而已。道歉就高尚，不道歉就不高尚？我不认为是这样。真正的反思不见得非要道歉。我相信，那段经历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

在众多接受采访的当事人里，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秘书长郝新平对那段狂热的岁月印象深刻。1966年8月18日，作为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北京实验中学）的红卫兵代表之一，她曾在天安门城楼上获得了毛泽东的接见。而就在那次接见的13天之前，这个北京市最著名女校的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被自己的一群女学生打死，成为北京市‘文革’中第一个遇难的校领导。那一天，郝新平亲眼看见奄奄一息的卞仲耘“就躺在推垃圾的车上”。

2011年，500多名校友自发捐款为卞仲耘立了一尊铜像。“也有同学私下里向还在世的校领导道过歉，但打人者都背着很重的包袱，到现在也没有人敢于站出来为此公开道歉，所以我看到小鲁的事后很受触动，我们这一代人，应该给社会历史一个交代。”郝新平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自己曾经发短信询问陈小鲁关于公开道歉的事。

很快她就收到陈的回复：“遗忘是人类的天性，九零后有几人了解这段历史？我们不说，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后人和历史。”

“我挺希望他们能了解那段历史，哪怕知道我们八中曾有过这么一段黑暗的时期也行”

像很多六七十岁年纪的人一样，当这些老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谈论着身体近况、老年公寓以及北京的雾霾天气。只是在一些特别的时候，他们的对话里才会透露出这场聚会的不同之处。比如，当他们分成两排落座时，忽然有一个老人问起另一个老人：“咦，我是不是教过你？”

47年后，老师不再像是老师，学生也不再像是学生。他们的年龄之和已经超过1500岁，而相互之间的年龄界限却不再那么分明，白发、老年斑以及日渐松动的牙齿同时在他们的身上显示着岁月的力量。

但在10月7日上午的这场聚会上，他们又部分恢复了往日的神采。年轻的、年老的、黑白的、彩色的他们出现在一张张的照片里，在会议室内的投影屏幕上反复播放。所有人都出神地看着，有的老人被旁边的挡住了视线，就用手拄住桌，探着头看，另一些人索性站了起来。黑白和彩色照片里都是一些值得追忆的好时光。许多人找到了他们第一天走进校园时的样子，另一些人则回想起这个曾经的男中头一回迎来女生时的热闹。

循环播放的照片里并没有1966年的那段日子，这是播放者黄坚刻意的安排。但那些残酷的回忆还是会在不经意间就冒出头来。老团委书记张庆丰提起，自己曾在深夜时被学生叫到音乐教室接受审查，他被要求“从窗户里爬进去爬出来再爬进去”，回家后这个大男人哭了两个小时。当年的物理老师张连元刚一张嘴，就忍不住哽咽起来。“文革”中他曾因家庭出身问题挨斗，他的妻子——另一所中学的人民教师，于1968年坠楼身亡并被学校视为“畏罪自杀”。

在将近3个小时的道歉会上，仅有这两次，老师们流露出了内心的痛苦。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并不愿自己的学生执着于道歉这件事。

“没有必要站出来道歉，你们也是受害者，当年是阶级斗争为纲，谁能不拥护？”年纪最大的老师张显传第一个发言。坐在他旁边的老党总支书记卢进则说，“老师对待学生，就像父母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学生犯再大的错误，我们也能理解。”

“没有必要追究你们的责任。”张连元努力用手按住自己的眼角，好像在避免再次流泪。他抬起头，像是叮嘱般地说道：“但是要总结这一段历史，把法治建设提到重点，今后不再出现类似的问题。各位，我们希望你们能在这方面进一步作出应有的成绩。”

面对老师的谅解，陈小鲁和其他几个校友没有再多说什么。在聚会结束的时候，计三猛忽然大声说了一句：“感谢老师的教育！感谢老师的宽容！”

所有到场的老学生，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向坐在对面的老师们深鞠一躬。

道歉会结束后，陈小鲁领着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到了他的母校，北京八中。

很多东西已经改变了。曾经的胡同平房已经变成金融街的高楼大厦，水泥地操场也被一座奥运会级别的现代化体育馆所取代。但陈小鲁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回当年的记忆。

1966年8月的一天，学生领袖陈小鲁和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一起，走出校门，穿过胡同，前往中山公园音乐堂。为了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陈小鲁组织了这场“四、六、八中”全部参加的批判会。他并没有想到，几个小时后，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会被一群突然冲上台来的中学生打得头破血流。

讲起这段往事时，陈小鲁朝校园里看了一眼。国庆长假还没有结束，除了几个保安之外，学校里空空荡荡的。

“现在的孩子们可能对‘文革’没有什么概念了。我挺希望他们能了解那段历史，哪怕知道我们八中曾有过这么一段黑暗的时期也行，不要再去重演这段历史，不要斗争老师，不要斗争任何人。”陈小鲁叹了口气，从刻着“北京八中”四个大字的校门前走过。

来源：冰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