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联合制作就是个伪概念，大部分是co-finance, 不能说是co-production。”卓然影业的董女士一针见血地说，因为双方话语权并不平等。

在中美合拍的过程中，中方希望在内容方面有更多话语权，增加“中国元素”，但是中美文化与沟通的巨大差异，往往让故事的最后呈现十分生硬，差强人意。而更残酷的现实是，中方虽然表面上可以拿潜力无限的中国市场以及自身雄厚的资本作为筹码，但是与好莱坞六大影业等主流的制作方合作时，从投资到话语权都处于边缘化地位。

“核心还是清楚自己要做什么，谁是你的受众，定量和增量。确定这点后，要坚定不移地按照规矩的方式一步一步去操作，不能总想着投机取巧，一本万利，快速回收。没有这样的好事。” 董女士直言不讳。

光合映画的杨女士则看到中美联合制片的多种形式。

“好内容是行业的命脉，而内容产品可以交流的形式很多，所以联合制作在未来体现的形式更多，比如版权改编，开发合作，云制片等。” 杨女士如是说。

疫情之后，变革之路继续

疫情的另一个无心的“积极影响”在于暂时缓和了美国编剧工会（WGA）的抗议及消除了行业面临的罢工威胁。

从去年开始，编剧工会与经纪人协会之间就因为经纪公司“打包”艺人的做法开始抗议并提出罢工的要挟。

好莱坞的经纪公司原本是代表编剧客户和片方谈判薪资，再从报酬中抽取一定量的份额作为佣金，然而如今大牌经纪公司越来越站在片方立场上采用“打包编剧”的方式来主导影视剧项目开发，并成为经纪公司赖以生存的商业模式之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以Netflix、Amazon为代表的流媒体平台快速崛起，经纪人作为中间者的身份只会越来越重要。

编剧工会认为这其中有利益冲突，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违反了为编剧争取最大利益的原则，也迫使很多编剧等创意人才跳开经纪人，自己创作自己卖。

这场争论的实质就是流媒体的兴起对旧有好莱坞游戏规则的挑战。同时，也看到行业从机构的商业化正在向个人商业化发展。这观点和卓然影业的董女士之前提到的国内顶级制作人才资源出海趋势不谋而合。

至于疫情将如何改变电影业，光合映画的杨女士认为内容制作特质化与市场目标会更清晰，与流媒体的合作层次也会更丰富，同时大制作预算将更严格，而更值得关注的是未来技术领域的突破。

“（值得关注的）是否有跨时代技术出现，如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默片到有声电影对行业的意义；如3D技术带来的巨变等。”杨女士说。

（本文作者为媒体人与品牌顾问，曾任路透财经电视及财新双语主播；旅居硅谷。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未经许可，不得转载。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