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实、王宇哲：在贸易摩擦悬而未决、地缘风险重新集聚之际，任何潜在的风险点都可能在存量博弈的现实中被裂变式放大，而外溢到其他行业和区域。
“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 2018年下半年起，受贸易摩擦、金融市场波动、政策不确定性加剧等影响，全球经济稳定性明显削弱。
在刚结束的G20峰会上，中美两国在领导人会晤后表示不再加征新的关税，且重启经贸磋商，贸易摩擦短期内急剧恶化的风险得到了遏制。但谨慎乐观的短期前景难以掩盖风险在空间、类型、时间等维度的外溢：其一，随着危机回潮走过新兴市场货币危机的第一站，受民粹势力重新集结、地缘政治风险扩散、英国“硬脱欧”威胁上升、意大利财政问题一再发酵等催化，欧洲正在接棒成为危机回潮的下一站；其二，贸易摩擦的风险短期平抑的事实伴随着风险重心由贸易风险向其他领域扩散，且短期摩擦点正在被一些标志性事件所推动日渐清晰地变为长期博弈线，涉及金融、科技、治理等领域；其三，在风险类型更多、烈度更高的宏观环境中，常规甚至非常规货币政策空间被急剧压缩，央行的手在衰退来临前已被越捆越紧，黄金等避险资产受到追捧，比特币和天秤币（Libra）等又凸显出作为主权信用不完美替代的特质。
在贸易摩擦悬而未决、地缘风险重新集聚之际，任何潜在的风险点都可能在存量博弈的现实中被裂变式放大，而外溢到其他行业和区域。随着风险外溢的破坏性和不确定性更加突出，全球经济正在从复苏轨道滑向长期增长中枢之下。我们预计，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率约为3.1%，较IMF在2019年4月的预测低0.2个百分点，而较其2018年4月和10月的预测低0.8和0.6个百分点。
发达羸弱，新兴平淡，全球经济增速滑向中枢之下。
2018年下半年起，受贸易摩擦、金融市场波动、政策不确定性加剧等影响，全球经济稳定性进一步削弱，其中欧元区增速下滑明显，部分新兴市场货币急剧贬值。2019年上半年，各类经济指标仍显疲弱，发达经济体制造业PMI已落入荣枯线之下，工业生产也明显回落，其中美国经济后周期形态进一步明晰，欧、日面临内外压力共振，工业生产同比仍处在负区间内（详见附图）。较之于发达经济体日益增加的下行压力，新兴市场经济体表现整体有所企稳，一方面缘于中国加码“稳增长”带来了需求端支撑，另一方面也受益于近期全球金融条件边际宽松、贸易壁垒增加的负面影响仍未完全显现等。除了实体经济出现反弹之外，主要新兴市场货币风险相对2018年也明显平抑。
整体来看，我们在此前2019年经济展望中所提出的“危机回潮”逻辑正在兑现：经历了2007-2016“从流动性危机到主权债务危机、再到货币危机”的金融风险顺序传导过程，自2018年起全球已经开始呈现出风险“逆序传导”的特征，而其链条仍然由木桶理论决定，只不过重心由金融风险向其他风险转变。随着危机回潮走过新兴市场货币危机的第一站，如我们所预期，欧洲受货币联盟固有脆弱性、民粹势力重新集结、地缘政治风险扩散、英国“硬脱欧”威胁上升、意大利财政问题一再发酵等催化，正在接棒成为危机回潮的下一站。
在贸易摩擦悬而未决、托底增长工具有限的情况下，任何潜在的风险点都可能在存量博弈的现实中被裂变式放大，而外溢到其他行业和区域。根据IMF在2019年4月的预测，2018-2019年的全球增长率预计为3.3%，分别较2018年4月和10月的预测低0.6和0.4个百分点。随着风险外溢的破坏性和不确定性更加凸显，全球经济正在从复苏轨道滑向长期增长中枢之下。
节奏频变，范围蔓延，贸易摩擦的冲击长期化、复杂化。
2018年3月以来，全球贸易局势骤然紧张，全球贸易增速从2017年的5.3%降至3.8%。随着政策风险重新上行，多边贸易体系的重构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长期挑战。美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无疑是本轮全球贸易摩擦演进的主导力量，自2018年下半年起，美国已经或威胁对铝、钢铁、汽车及其零部件等进口商品增加关税，还逐步对价值2500亿的中国进口加征25%关税，这引发了贸易伙伴相应的报复或其他保护措施。此外，美国还威胁将对中国贸易制裁的范围扩大到全部商品，且税率可能进一步上调。
在刚结束的G20峰会上，中美两国在领导人会晤后表示不再加征新的关税，且重启经贸磋商，贸易摩擦短期内急剧恶化的风险得到了遏制。但在多边磋商机会普遍下降的事实下，大国贸易摩擦转化为全面竞争的长期性、扩散性、复杂性正在自我强化。2018年10月，IMF在全球经济展望中指出，如果关税螺旋式上升，各经济体趋于封闭，全球增长将面临最高达0.4%的长期冲击。特别是对于受铝、钢铁和中、美贸易摩擦冲击更大的新兴市场，工业产出的短期反弹或伴随贸易摩擦的再度恶化而二次触底，这无疑将冷却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更加值得高度重视的是，作为全球经济双核的中美两国，其短期摩擦点正在被一些标志性事件所推动日渐清晰地变为长期博弈线，且范围除了经贸领域，还涉及金融、科技、治理等领域。尽管全面贸易战的威胁在当前来看仍然可控，但对于大国龃龉演变为“修昔底德陷阱”的担忧将带来严峻的长期挑战：其一，产业链系统性重构，降低全球经济的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其二，打击投资信心和金融市场情绪，引发金融与实体的负面交互冲击；其三，推升商品和服务成本，削减居民的净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