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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来，围绕拜登时代美国对中国政策的预测不绝于耳。自拜登赢得大选后，一些观察家就寄希望于拜登改变其前任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期待中美关系趋向缓和，双方合作恢复。然而，美国对华战略的延续性在多大程度上存在，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种常见的观点是美国的对外政策缺乏延续性。人们会指出美国国内的选举政治，决定了两党之间激烈的竞争关系和轮流上台，导致新任总统的对外政策会区别于前任，以在世界舞台上留下自己的政治烙印和遗产。这种观点听起来接近于大众常识，因而很有影响力。

然而，事实恐非如此简单。纵观美国外交史，我们会发现某些时候，美国的对外战略又存在某种延续性，不因政党更替而发生根本变化。这种延续性往往是由两个层面的结构性因素所致，即国际格局和两党精英的共识。

例如，上世纪下半叶的冷战时期，尽管美国在两党轮流执政期间，所提出的外交政策重点和优先事项有所区别，但历届政府对外战略的基调没有根本差异。在4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战略一旦确立，即贯穿始终，未尝稍懈。

共和民主两党并没有因为国内选举政治的激烈竞争，而在冷战和遏制战略上分道扬镳，改弦更张。应该说，这主要缘于两个结构性因素，一是当时两大阵营对抗和美苏争霸的国际格局；二是美国两党精英对在此格局中的美国对外战略形成了基本共识。

冷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曾一度引起争论。但争论的焦点并非美国对外战略的目标，而是如何实现美国领导世界这一目标的具体方式和策略。在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在重点内容和方式上有很多区别，但是战略目标是一致的，即改变中国并将其纳入美国所领导的国际体系。

特朗普时期，美国的中国政策出现了一些显著变化，目标上更加强调遏制中国，方式上单边主义和强硬立场更加突出，试图启动脱钩进程。因此，不少人认为特朗普的对华战略是一个意外，是不正常的状态。随着特朗普任期结束，不少观察家期待，美国新政府的对华政策会回归“正常状态”，中美关系会回到以前的轨道上来，恢复对话，缓和紧张状态，重新巩固交流与合作。换句话说，他们期待特朗普时期所形成的对华战略会失去延续性。

这一期待因拜登政府的当前表现得到了一些加强。一方面，内政是拜登政府的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疫情防控和恢复经济是其两件大事。另一方面，在外交上，拜登政府的确立刻修改了特朗普时期的一些政策，包括重新加强与美国盟友的关系，支持多边主义，重返《巴黎协定》，力图主导在经济、人权、知识产权等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等。

在中国政策上，拜登政府目前正在对中美关系以及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进行全面评估，尚未形成清晰而统一的纲领，因此在中美关系上留下了一些想象空间，令不少人怀抱期待。

然而，无论如何，拜登时期的对华战略受两大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一是中美两强并立、激烈竞争的国际格局日趋定型。这是一个基本的客观现实，不会在朝夕之间消失。二是近年来种种迹象表明，美国两党精英在应对中国崛起问题上已形成相当共识，美国国会与政府在美国赢得与中国的全面激烈竞争这一根本目标上没有实质性分歧。

这两点结合起来，中美关系改善的空间将很有限，而双方激烈竞争将是大概率事件，甚至可能伴随着一些意外的冲突。可以说，这两大结构性因素一旦成型，即非短期因素；相反，不仅会根本上制约拜登政府的外交选项，而且将很可能长期存在，影响未来数十年美国的对华战略。

因此，美国对华战略的延续性有其深厚的现实基础。全面遏制中国崛起，成为美国未来几届政府对华战略的基本立场，这一可能性恐难轻易排除。拜登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带给原先满怀期待的观察家的，将可能是些许失望。

作者是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四川大学－华沙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