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宣示将重返国际绿色舞台；在中美关系降至冰点之际，

气候变化这场国际危机，为两国带来了破冰的契机。

然而，在阴霾笼罩的国际局势中，中美能否达成气候合作？

美国的回归会否掀起一场绿色领导权的争夺风暴？

中国

特稿

黄小芳

[email protected]

美国得克萨斯州上周遭遇30年来最严寒天气，极度反常的零下16摄氏度气温，一度导致超过400万人电源中断；超过1万公里外的中国四川和重庆，去年8月也因异常的暴雨天气，遇上1998年以来的最大洪涝灾害。存在诸多分歧的中美，面对着一个共同的威胁——气候变化给经济民生带来的考验愈加严峻。

根据美国达图研究中心（Datu Research）去年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美国政府问责署2015年至2019年间，为气候灾难救援投入了至少4500亿美元（约5936亿新元）。全球气温每攀升一摄氏度，美国就会损失1.2%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以2019年的GDP估算，这等于每年损失约2570亿美元。据《纽约时报》报道，单是得克萨斯州上周的极端天气，造成的损失就可能达到500亿美元。

咨询公司麦肯锡去年的一项报告则显示，若温室气体排放量保持目前的增速，中国未来可能有1000万至4500万人受极端炎热和致命热浪侵袭。极端高温和潮湿天气将导致户外工作时长缩短，到了2050年，中国将因此年均损失1万亿至1.5万亿美元的GDP。到了2050年，中国的强降雨概率也可能骤增三至六倍。

拜登上任让世界重燃对中美气候合作的期待

2014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联合发表历史性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的签署奠下重要基础；外界一度认为，中美即将开启气候合作的黄金期。但不到两年，曾称气候变化为“骗局”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气候变化和中美合作问题上急速倒车，上任半年内，便宣布美国正式退出巴黎协定。

在美国绿色政策停摆四年后，新任总统拜登的上任，让世界重燃了对中美气候合作的期待。中美两国近期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都有大动作，拜登和习近平去年底分别设下了2050年和2060年的碳中和目标；拜登上任首日便签署行政令，表明有意重返巴黎协定，随后也宣布于4月22日召开气候峰会，明确美国重新领导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中国则在本月1日正式启动了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进一步推动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

中美官员在近期的多次发言中都表明，气候变化是中美共同面对的挑战，拜登政府将致力与中国展开“以结果为导向”的接触（result-oriented engagements），中国也提出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有“广泛合作空间”。

学者：中美不太可能恢复“手拉手”模式

不过，学者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分析，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前路障碍重重，中美不太可能恢复至奥巴马时期“手拉手”的气候合作模式。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国际关系助理教授柳庸煜（Ryu Yongwook）甚至预见到，若中美两国无法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共识，这次合作的契机很容易成为中美博弈的另一个摩擦点。

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上月表明，美国不会为了推进气候变化议题，在知识产权、南中国海等争议课题上，同中国“交易”。中国外交部也回应称，中美在具体领域的合作不是“温室里的花朵”，必然与整体的中美关系息息相关，习近平也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明确反对“有选择的多边主义”。

柳庸煜研判，中美根本立场的不同，是两国当前的巨大障碍。“美国很难一方面说服中国中美必须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合作，同时在国际上建立联盟，在人权、香港、台湾、东和南中国海等问题上围堵中国。”

此外，新疆是全球最大的风力发电机制造地之一，也有分析预测，美国可能会针对一带一路的燃煤相关投资向中国施压。柳庸煜认为，下来值得注意的是，气候变化倡议、人权问题和地缘政治课题交织在一起时，拜登政府会优先考虑哪个课题。“我的预测是，美国可能会优先考虑地缘政治课题，而不是气候变化。”

国际环境组织绿色和平资深政策顾问李硕预计，中美下来可能采取“平行发展”模式，并在绿色领导权上展开竞争。美国会在外交层面领导世界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则在绿色制造业和技术方面取得领导权。

他解释，中美目前缺乏互信，特朗普执政的四年也凸显出中美减排力度的不对称；美国内部严重缺乏长期推进气候的政治基础，中国相对稳定，但减排速度不够快，因此两国较难达成共识。

但李硕强调，中美仍在塑造气候变化议题上的相处模式，即便两国出现绿色竞争，对世界而言，未必是件坏事；具体还得看两国会否各自投入实际资源协助其他国家减排，或者只停留在话语上的交锋。

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协调员佘丽莲则对中美气候合作前景较为乐观。她认为，在克里担任美国国务卿时，中国现任的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就和克里曾有长时间接触，两人已建立起一定的合作关系。拜登已释放非常明确的信号，因此一定会在气候变化方面付诸实际行动；中国则已进入新一阶段的发展，改善环境将是中国这个阶段中自然的需求。两国可以先在减少燃煤投资和成立联盟推进绿色投资方面寻求合作。这个过程并不容易，但并非遥不可及，最重要的是两国都必须有政治决心。

两国若积极减排

能有效推动小国跟随

中国和美国分别是碳排放量第一和第二大的国家，若两国把减排作为国内政策的优先考量，必然能有效推动其他小国加强减排力度。

环球生态基金会2019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巴黎协定大部分的缔约国所设下的减排目标，都不足以达成巴黎协定中不超过2摄氏度的温控目标。

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协调员佘丽莲指出，在中美两大排放国未着力采取减排行动的情况下，许多国家认为自己微薄的力量不足以改变气候变化的趋势，因此缺乏减排动力。但只要中美展现减排决心，一定能有效鼓励其他小国加强减排力度。

国际关系与气候变化专家卡维塔（Kavita Sinha）受访时强调：“世界须要看到能注入希望、突破障碍的领导者，现在是让人们对国际领导人重拾信心的重要时间点。”

卡维塔认为，冠病疫情为世界带来了减排契机，国际领导人必须把握机会，在政策上作出根本调整。疫情证明了人们能改变生活习惯，例如居家办公就显著减少了交通领域的碳排放量；各国也有能力动员大规模的资金，并通过跨境合作应对人类共同的危机。

她指出，世界具备减排的科技和条件，并且有机会通过绿色经济的发展，达成经济复苏和减排的双重目标。目前的燃煤市场需求主要由中国驱动，若中国停止燃煤投资，或表明将在某个期限内停止采购燃煤，便能促使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等燃煤供应国重新思考现有政策。

中美在国内外都存在推进绿色政策巨大动力

气候变化不只是环境问题，也影响中美各自的国家安全、地缘政治与经济发展；因此两国不论在国内外，都存在推进绿色政策的巨大动力。

国大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国际关系助理教授柳庸煜指出，气候变化未来可能引起世界各国对天然资源的争夺，同时引发新的地缘政治对抗，近年来随着北极冰川融化导致水域面积增加，俄罗斯在北极的军事活动已越加活跃；因此美国若能在气候变化领域取得领导权，便能进而在相关问题上增加领导力。

针对美国国内政治局势，国际环境组织绿色和平资深政策顾问李硕认为，拜登政府希望与特朗普的共和党政府有所区别；同时对气候变化的重视，也是民主党政府一以贯之的立场。

此外，美国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和数据促成进步智库本月发布的调查也显示，有近六成的受访美国选民希望拜登政府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和中国展开合作。

近年来有不少西方媒体认为，中国过去四年来已取得气候变化议题的国际领导优势。美国新闻网站政客（Politico）去年8月的一则分析报道引述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协会亚洲项目主任费楠茉（Barbara Finamore）指出，中国希望成为清洁能源经济的领导者；全球约三分之一的风力发电机、99%的电动巴士，以及半数的电动汽车和充电设施都产自中国。

柳庸煜认为，中国推进绿色政策的动力主要围绕国内的环境与经济需求，在国际上寻求领导地位的动力相对较低。若中国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进一步展现领导力，或许有助于中国政府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并抵御美国和国际的施压；这在后冠病时代中，对中国尤其重要。

李硕分析，中国希望通过绿色政策推进内部的经济结构转型，同时发展能源产业与加强农业安全。而中国在特朗普缺席的四年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绿色科技的发展。

但他预计，若中美关系持续恶化，中国的绿色发展，有可能令中国面对两难的局面。

若中国不持续推进绿色科技发展、着力减排，外界有可能在环境问题上向中国施压；若中国绿色科技的竞争力持续增加，中国的实力进一步提升，也有可能令其他国家感到不安，进一步加剧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