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曦泽

学者为了警醒人类，发现并命名了不少陷阱，如修昔底德陷阱、塔西佗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还有一个重要的陷阱尚未明确，即“苏格拉底陷阱”。此陷阱是指，在民主政治中，民众的认知能力常常与权利不匹配，使民主无法有效运行，无法实现良政善治。

苏格拉底审判及其陷阱

2020年美国大选呈一片乱象，让不少人对美国这个世界的“民主灯塔”产生怀疑和幻灭之感。在笔者看来，这一点都不令人惊讶。美国大选的种种乱象，乃是民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它的理论本质，留待后文讨论；它的历史表现，其实早在苏格拉底审判中便已全盘裸露。

公元前399年，年已七旬的苏格拉底被指控犯有亵渎神祇、引进新神论、腐蚀青年思想等罪行，被判处死刑。按照司法程序，审理此类案件须两轮投票，第一轮表决是否有罪，第二次是量刑。在首轮投票中，苏格拉底被判有罪，但他不服，认为自己对城邦不但无罪，反而有功。他的辩护适得其反，激怒了部分陪审员，使得在第二轮投票中，更多陪审员反对苏格拉底，以高票通过判处他死刑。

苏格拉底审判之后到近代之前，民主的声誉并不好。苏格拉底的著名学生柏拉图就对民主很反感。民主的优点固然很多，但这不是本文关注的。本文也不因为批评民主而赞同专制，而只是想说，要正视民主的弱点，不要美化民主。

要做出一个合理的公共决策（如民主选举），决策者（民主中的投票者也是决策者）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权利、能力与道德，即具有参与的权利、一定的能力和一定的道德。能力中最重要的是认知能力。至于情绪、偏见、立场、利益等，属于特定能力与道德相互作用的衍生表现，不宜作为一级条件。

尽管道德也常常影响决策，但它不是“苏格拉底陷阱”的关键因素或变量，因为人性在任何一种制度和社会中都是一样的，是常量。能力则是变量。在同一道德下，能力的改变会影响决策。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许多人的决策水平提高了，但不是因为其道德提高了，而是能力提高了。

有权利（或自由）做某事，不等于有能力做某事。权利只是赋予可能性，能力则赋予可行性。现代理念强调权利平等，这没有错，但权利平等不等于能力平等，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权利与（认知）能力的经常性不匹配，乃是“苏格拉底陷阱”的重要表现。

在苏格拉底时代，社会生活和公共决策都相对简单；但在现代，个体能力的提高速度远远跟不上社会生活复杂性的提高速度，公共决策越来越专业和复杂，普通人几乎无法判断。即便出于利益考量，普通人也很可能无法认知一项决策所蕴含的利益格局及其未来变化，所以很难认知自己的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关系，以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关系。

例如，二氧化碳排放增加是否会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美国是否应该向伊朗出兵、美国是否应该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等。这些问题绝不是普通人所能回答的，且认知能力不同的人看法差异很大。虽然认知能力相当的人也有分歧，但通常更小；而且他们能提出更规范和系统的理由，使辩论能有效进行。

美国大选的“苏格拉底陷阱”

2020年的美国大选，特朗普与拜登之争，可谓魔幻。尽管特朗普败选，但其支持者特别多。值得思考的是，民众根据什么标准来投票？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或人类利益，以及与这些利益相搭配的短期利益或长期利益，究竟什么是民众的投票标准？恐怕人所各异。

麻烦在于，不同选项本身是有优劣的，但好方案常常只有一个。我们不可能说，谁当总统都一样，要不要核电站也一样。民主（及专制）只能保证选择出一个选项，而不能保证选择出好的选项。一个方案，对A可能有利，对B可能不利，短期有利，长期则未必有利。

如何评价一个方案？比较而言，什么是好方案，更难评估，但什么是坏方案，却较易评估，因为有一些基本原则大体可循。如果一个方案只能导致小范围短期利益增加，那肯定是不好的。据此，可以审视特朗普的某些主张。

基于国家利益角度，很难指责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理念。但是，美国不是一个普通国家，而是世界霸主。它既享受霸主的红利，也必须承担一定的世界责任。特朗普的某些做法可能使美国短期获利（甚至这一点也不能保证），实则可能损害美国和世界的长期利益。例如，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在疫情问题上一味指责他国，不积极组织国内抗疫和联合国际力量抗疫。

但是，许多民众不管这些。他们对沿袭已久的现行政治不满，只要特朗普反建制派，承诺给他们福利，他们就支持特朗普。除了自私，民众很大程度是因为认知能力不足而支持特朗普，支持他折腾、搅乱和打破旧秩序的短视行为。

长远看，特朗普的做法，不会使美国和世界变得更好，只会使其变得更糟，甚至对其支持者也不利。但是，民粹主义有一个特点，只管打破一个旧世界，至于新世界是更好还是更糟，它不管。

再看看特朗普和拜登竞选演说，或许会加深对“苏格拉底陷阱”的忧虑。两人的演说都是面对大众的，看不出有什么专业、深刻和系统的见解和主张。韦伯（Max Weber）、福柯（Michel Foucault）等学者早已指出现代政治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因此，我的疑惑是：即便撇开选民的利益倾向，仅从认知能力讲，普通民众是否能够判断一项政策的合理性？

例如，人类是否应该控制二氧化碳排放？不要说普通民众，即便是非相关专业的教授，也很难判断。因此，民主，尤其是普选民主，必然面对选民认知能力困局。理性是现代基本价值之一，但理性不仅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能力。科恩（Carl Cohen）在《论民主》中认为，民主需要智力条件，即“公民理性能力有可能运用于处理一般问题的那些条件”。

麻烦在于，没有人会承认自己不理性，也没有任何手段能保证广大公民具有理性能力。对于什么算是理性或理性能力，不同立场、利益、知识和文化背景的人的评判标准可能不同，甚至相反。持狭隘国家主义倾向的人，显然会支持特朗普；反之，则会反对特朗普。

特朗普宣称要使制造业回流美国，获得许多铁锈带选民的支持。但是，不知这些选民是否认真思考过，特朗普真的能够使中低端制造业大规模回流，重振美国制造业吗？绝不可能。如果谁能做到，他就比华盛顿还高明和伟大，因为华盛顿也绝不可能做到。仅仅人工成本就会使美国中低端制造业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成本，更不要说加上环保成本等。在资本主义体系下，没有什么能管住资本的脚。

德拉德赫萨（Guillermo de la Dehesa）在《全球化博弈》中认为，资本的自由流动使资本对劳动力形成巨大优势。这固然不错，但还不够。在全球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劳动力流动性越强，劳动力之间的竞争就越激烈，也就越无法跟资本竞争，导致工资水平降低。劳动力流动到资本要去的地方，只能跟那个地方的工人竞争，使得工资更低。譬如，如果美国蓝领来到中国，不但不会提高中国蓝领的工资，只会降低；反之亦然。

因此，资本与劳动力的流动性规律是：资本自由流动性越强，越有利于资本而不利于劳动力；劳动力自由流动性越强，也越有利于资本而不利于劳动力。这意味着，劳动力总是处于弱势竞争地位。在这一基本格局下，只要美国中低端制造业的成本较高，特朗普的竞选诺言和施政纲领再忧心忡忡、情真意切，也只能是空想主义。

再如，有些选民因特朗普宣称要改善贫富悬殊而支持他，但他能做到吗？不可能。在和平时代，不论古今中外，任何社会的贫富悬殊都呈扩大趋势。要改善穷人状况，政府能做的，就是促进财富增长，在增量中进行有利于穷人的二次分配，使穷人利益增加且减缓贫富悬殊扩大速度。一些选民没有认识到特朗普所提供的是不可能的馅饼而投票给他，便是认知能力不足的表现。

再如，有报道说，一些美国南方乡下白人（被称为“红脖子”）因被歧视而支持特朗普。地域歧视可说在全世界广泛存在。在巴尔扎克（Honore de Balzac）的小说中，巴黎人把外省人都称作“乡下人”，这便是一种赤裸裸的歧视。因此，特朗普能改变地域歧视吗？不能。那因地域歧视而支持特朗普，有助于解决地域歧视问题吗？显然也不能。

概言之，特朗普的许多做法，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加剧问题。

不要回避“苏格拉底陷阱”

的确，这世界远远不够完美，包括美国。也不可否认，不少美国民众在现行政治与全球化中吃了亏。但关键在于：在找到更优方案之前，现状再糟糕也得承认与接受，并在此基础上寻找更优方案。如果没有找到更优方案，却以民粹主义方式打破旧秩序，只会导致更糟糕的秩序。

历史的教训很多，但如黑格尔所言，人们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从未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这或许是人类的悲剧。在民主社会，这个悲剧就是民主社会必然掉入“苏格拉底陷阱”，早晚而已。

怎么超越“苏格拉底陷阱”，我暂时不知道。

“苏格拉底陷阱”是民主的劣根性，或内在缺陷。但是，即便存在“苏格拉底陷阱”，也并不意味着民主不好。专制也有弊端，甚至更严重。我反对的是美化民主，不正视其弊端，而遏制了改善人类政治制度的可能。只要民主和专制都还有不少弊端，人类就应正视之，探索更优政治制度。

美国2020年大选给世界的最大警示，就是人类必须正视“苏格拉底陷阱”，努力超越之。

作者是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长远看，特朗普的做法，不会使美国和世界变得更好，只会使其变得更糟，甚至对其支持者也不利。但是，民粹主义有一个特点，只管打破一个旧世界，至于新世界是更好还是更糟，它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