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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提前30年解密“印太战略框架”文件，引发全球关注。观察家认为这是特朗普给拜登政府强推反华负遗产。不过，这也彰显特朗普时代无可奈何的对华焦虑。特朗普公布解密文件后，拜登随即任命对华相关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两个新设关键职位。

一是坎贝尔被任命为印太政策高级协调员，这一新设职位被观察家解读为“亚洲沙皇”，而且是主要协调对华政策的“沙皇”，内蕴着对华强硬的意味。因而，“50后”的坎贝尔也被视为特朗普的博明。后者属于“70后”，捉刀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立场属于相对激进的反华派。

二是任命罗森伯格担任中国事务资深主任。罗森伯格在奥巴马时期，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担任处理中国和朝鲜事务的职位，是2016年希拉莉竞选时期的外交顾问，也是美国著名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罗森伯格的这个职位加了“资深”二字，凸显拜登时代对华关系的重视。

坎贝尔和罗森伯格不仅都是资深中国通，也都属于智库学者，和特朗普时代缺乏资深学术背景的外交官有着显著区别。坎贝尔在多个场合公开宣示，美国必须改变特朗普时代的“单边主义”，重新参与亚洲事务，和亚太盟友一起对抗中国。在其近期发表在《外交事务》的一篇文章中，坎贝尔强调美国必须“认真重新参与”亚洲事务。

从特朗普特意解密的“印太战略框架”文件，到拜登任命坎贝尔的重回亚太事务，美国对华的战略内涵并无本质不同，核心内容都是对华实施地缘政治包围和遏制，而且也都是通过拉起反华同盟圈孤立中国。

尽管特朗普在贸易、安保领域持续推进“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但特朗普时代的亚太战略，并非“单边主义”而是制造“反华同盟圈”。就此而言，特朗普的印太战略不仅是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继承，而且是地缘政治区域的扩大，利用中印边境冲突拉印度入圈反华。当然，由于特朗普政府在贸易、安保领域开罪了东西方盟友，区域各国对特朗普的印太战略响应不高而已。

拜登时代重新参与亚洲事务，主要是唤醒亚太盟友对美国的信心，形成美国一呼百应的领导力，重现奥巴马时期亚太盟友紧紧团结在美国周围集体反华的合力。

但就本质而言，特朗普的印太战略和拜登的重返亚洲，皆是因为恐华而组圈遏华，削弱中国战略实力，针对中国区域领导力，因而特朗普和拜登两任政府的对华战略目标一致，只是在策略选择上有所不同。

特朗普时代对华实施贸易、科技领域的直接针对和持续围堵，也在印太区域实施粗暴的对华政策。一方面构筑美日澳对华军事遏制的“亚洲北约”，另一方面拉印度“入群”形成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对华狙击圈。此外，则将台湾作为反华前线，不仅通过持续加大对台军售，变防御为攻守兼备，而且扩大美国对台官方交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甚至宣示，解除美台官方交往的限制。

无论是曾经设计美国重返亚洲政策的坎贝尔，还是长期从事对华事务的罗森伯格，他们都属于美国建制派中学者型的职业外交家。在处理对华关系上，都有相对成熟乃至成功的实践。坎贝尔的重返亚洲政策，为奥巴马所用，中美“G2”也被特朗普“亚洲再平衡战略”替代。人们犹记得，奥巴马时期的这一战略，当时在亚太区域极具号召力，也使中国陷入地缘政治围堵和地缘经济孤立的双重困扰中。

然而，特朗普时代的“单边主义”严重消耗了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使得亚太盟友对美国失去信心。同时，特朗普又将中美关系拉入修昔底德陷阱，并在任期之末给拜登制造中美关系的大麻烦，拜登政府的重返亚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时移世易，拜登的重返亚洲，首先要重建区域各国对美国的信任。然而，随着中美战略势力的此消彼长，亚太各国越来越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而且，奥巴马时代的重返亚洲，有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双重支撑。现在的美国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也被中国所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排除在外。失去区域经贸战略利益圈的支持，美国组织亚太盟友遏制中国，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此外，拜登政府面临着更严峻的内政挑战，从疫情困扰到民生经济，从两党恶斗到社会撕裂，都将消耗拜登更多精力。加上消毒特朗普的“单边主义”，重新加入特朗普退出的“群”也是当务之急。利用盟友遏华反华和制华，本就是美国实力衰退而无奈的选择。

无论特朗普解密的亚太战略，还是拜登时代重启的亚太战略，都难消美国对华焦虑。

作者是中国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