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2003年“非典”(SARS)、2015年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等公共卫生事件之后，韩国颁布了相关法律，允许韩国疾控中心访问人们的手机数据、信用卡记录以及闭路电视监控录像，以便追踪人们的活动轨迹，这使得韩国官员在快速采取行动方面比其他对隐私控制得更严的国家有优势。预防医学医生黄世民(Hwang Se-min)说，凭借经验和更多的资源，快速反应小组的能力有了显著提高。黄世民如今在韩国事实上的行政首都世宗市担任新冠肺炎调查员。

“当一个人检测呈阳性时，便会有两人一组的调查员立即开展接触者追踪。我们会去现场，查看闭路电视录像，调查患者接触了哪些人。我们让接触者进行自我隔离，并对他们进行检测。如果（几天后）有人检测呈阳性，我们就接着追踪其接触者。我们向疾控中心索要他们的信用卡数据，并查看闭路电视录像。我们通常都要这样一个循环进行下来，并努力在一天内完成接触者追踪。”

自今年2月以来，这些团队已经发现并处理了约100起突发或聚集性感染事件，并对100多万人进行了检测。

为了消除后患，首尔市和韩国疾控中心目前正在将所谓的“合并检测”推广至它们认为快速传染风险很高的地方，比如养老院和拥挤的大学宿舍。采用合并检测，一次可以检测来自同一设施的5到10个人。如果发现一例阳性结果，检测就会迅速扩大至每一个人。今年4月，该系统已在大邱的数十家养老院成功应用。

首尔大学(SNU)慢性病流行病学教授赵成日(Cho Sung-il)表示，对于在社会中与人接触最多的群体，合并检测法可以显著地提高检测比例。

韩国官员仍不排除在必要情况下，重新实施较为严格的保持社交距离措施，如居家办公、限制出行以及关闭更多商店。

“我们针对大规模感染的每一阶段都有一项应急计划，”孙映莱说，“如果连续两周每天新增病例数超过50例，而且通过不明传播途径感染的患者比例升至总病例的5%以上，我们就可能重新实施严格的保持社交距离措施。”

公共卫生信息

这在其他地方可能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对保持社交距离感到疲惫已成为普遍现象——尤其是在那些公共卫生系统面临的威胁已经缓解、新冠病毒感染率已趋于稳定或开始下降的国家。卫生专家担心，如果感染人数上升，政界人士在未来几个月甚至几年将难以重新实施更严格的控制措施，原因是公众已经如此疲惫，而且家庭和企业已经面临严峻经济压力。

反对种族主义和不平等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抗议活动席卷了美国等国家，这让卫生专家更加担忧，公众对疫情传播风险的意识以及保持社交距离的意愿可能已经下降。

免疫学专家、首尔国际疫苗研究所(International Vaccine Institute)所长Jerome Kim表示，各国政府需要制定明确的计划和门槛，以备重新实施更严格的措施，包括更有针对性的局部封锁，同时还要想办法保持公众对风险的认知。

“真正的关键是，为什么我们不广为宣传保护人的必要性？”他说。

不过，Jerome Kim博士也警告说，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封锁对“拉平感染率曲线”是必要的，但它们也应该被用来给公共卫生当局“喘息空间”，以确保他们有充足资源进行追踪、检测和获得防护设备。

“在有些不一定采取了正确做法的国家，确实有可能爆发大规模、无法控制的疫情。”

应其父母要求，文中李智浩为化名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