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病19疫情

符祝慧　东京特派员

有人将冠病疫情比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日本抗疫绩效不如预期，主要是它在法律上背负着“二战包袱”。一直在争取修改战后宪法的安倍政府于是将冠病危机和修宪挂钩，希望一箭双雕，既为抗疫，也为修宪添加助力。

面对冠病，安倍政府和其他国家一样颁布了“紧急状态令”，听起来似乎严厉，事实上却是“佛系抗疫”；既没有中国那样封城，也不像他国以法律和条规严格执行防疫措施。当政者只以“呼吁”和“请求”等柔和字眼，一再苦口婆心地督促人们“自律”呆在家里。紧急令实施一个多月了，普遍被评为“作秀”。

有法律制约，犯法者比比皆是；没有法律制约，乱象自然更多。那么，要靠什么让人们“听话”呢？日本当局寄望于社会舆论的压力。

最近，一名20来岁的少女就成了舆论热呛的对象。

日本4月底有一周的黄金假期，这名女子不顾当局“不要去外县”的劝诫，回了一趟山梨县老家。她出发前虽已感到不适，仍乘坐公车回乡。后来，她在当地接受了冠病病毒检测，结果呈现阳性反应。

据了解，她在确诊之前的三天里都外出与朋友见面；确诊当天夜里，她不顾隔离指示，乘公车返回东京。更“惊人”的是，她赶回东京的目的是为了去把寄放在朋友家的宠物接回。不过，她并没有受到法律制裁。

日本政府并非完全没考虑过以法律来防控疫情。当局3月份出台《新型传染病特别措施法》修正案时，就曾讨论过这个问题。然而，因法律界指出这将与二战后制定的和平宪法中强调的民权精神相抵触而作罢。

5月3日是日本的宪法纪念日，首相安倍晋三在保守派的网上集会致辞时坦承，应对冠病疫情的工作受战后宪法掣肘。

安倍说：“我们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这个紧急情况下，国家该扮演什么角色来保护人民的生命和安全，要如何克服民族困境？这次，我深刻意识到，必须将这些列入宪法中。自民党已经对宪法改革拟定四个重点，其中包括“紧急响应”……政府和国民都有必要认真思考修宪。”

《产经新闻》主张日本“回归战前宪法”

修宪课题在日本酝酿已久，安倍一直心心念念的是抽掉宪法中有关限制日本军事行动的条款。不过这七年来，这个想法始终无法取信于民。因此，有分析员认为，安倍第一次搬出“紧急事态”谈修宪，明显是要借冠病这个“国难”，博取民间对修宪的支持。

保守派喉舌《产经新闻》此时也大做文章，主张日本“回归战前宪法”，其理据是，战前宪法里有“紧急事态”条例，可促使举国一心应对“国难”。

这种“回归战前”论调被开明派评为趁火打劫，开历史倒车；他们指出，二战期间的1938年，当政者就是以《国家总动员法》这个强制条令，召集国民与物资而发动了战争。

日本至今确诊冠病病例超过1万5000起，其中600多人死亡，疫情虽然趋缓，不过周一仍通报新增70个病例，病毒检测能力仍受质疑。在这方面，日本也因为历史包袱而没向邻国取经。

疫情暴发初期，中国和韩国的情况要比日本糟得多，可是现在中韩都已开始解封。日本的病毒检测能力不及中韩，本可近水楼台向邻国讨教，但它没有这么做。尤其是日韩在冠病来袭前夕，刚为历史问题闹翻，日方还禁止科技产品交易做为报复。

韩国检测冠病效率之高有目共睹，包括美国在内的100多个国家都在采用韩国的检测器。韩国4月25日曾提出，只要日方有需求，韩方可向日本提供检测器，并且派遣人员协助。

日方反应明显冷淡，内阁秘书长菅义伟这样回应：“不曾和韩国做过任何有关的沟通。”

在这期间，安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却联系频繁，因此国内舆论指安倍抗疫是舍近求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