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伍振中

美国及英国两国应对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肺炎疫情之下，呈现出“医疗贫富悬殊”缺陷。美国制度，是以私营医保为骨干的典型；英国制度，则是全民医疗的范例。两者之间，孰优孰劣？美国学者 Nora Groce 对这条命题有切身体验和深刻见解。

英美两国在医疗资源分配下皆见阶级差异。英国的国民保健服务（NHS）致力落实公平医疗原则，照顾经济能力较差的普罗大众，惟碰上新冠肺炎疫情，加上近十年来紧缩资源，医护人手不足，公私营体系的“合流”并非一时三刻可以达成，所以在应对新冠肺炎的考验上，英国医疗体系在执行方面出现落差。

以私营医保体系为骨干的美国医疗制度，面对疫情大流行的考验，更是突显其制度的结构性问题。很多不符合联邦政府公家医疗资助标准，却又没有私人医保计划（或只买了免赔额较高的低阶医保计划）的人士，缺乏医疗安全网保障，成为“被遗忘的一群”。美国“医疗阶级悬殊”困局，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表露无遗。

英病患：享国民保障　药费有限

对于英国和美国医疗制度孰优孰劣，在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担任流行病学教授的美国学者 Nora Groce 因患顽疾而有切身体会。Nora与姐姐Nancy同样患有家族性遗传癌症，Nora在2008年移居英国后，获NHS的公家医疗安全网保障。生活在美国的Nancy则自行购买私人医保，由于预期自己将要为治疗遗传病而付上巨额医药费，所以购买了高保费、高保额的私人医疗保险。

十多年来，她俩先后在英美两国治疗癌症。Nora受惠于NHS的保障，只需支付处方药物的费用（政府限制处方药物的售价，一般不高于9英镑）。“我从未收过账单，唯一要签署的表格便是手术授权书。”Nora说。

美病患：巨额保费＋高昂账单

Nancy在美国接受治疗的经历则与Nora截然不同。在诊疗的过程中，Nancy先后收到多份账单，记录着复杂的收费条目。同时，Nancy在过程中需要处理多份繁复的文件，还要不时预支医疗部份费用，事后再向保险公司索赔。而且，当中很多账单甚至未能获得赔偿—要知道，Nancy购买的已是价格高昂的高阶医疗保险计划。Nancy最后为疗程付上1.4万美元（约10.9万港元），每年缴付的保费还未计算在内。

“很明显地，这次新冠肺炎同时揭露了两国医疗体系的不足。但我相信，美国医疗体系的表现更加不济。”Nora向《香港01》表示，这场世纪公共衞生危机对英美两国的医疗体系都是一次重大考验。

她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显示了英国医护人员和医疗资源不足，以及政府未能全力支援下的医疗危机，她寄望英国政府可以为NHS体系注入更多资源。

至于美国的情况，Nora认为这次疫情开启了一道大门，让各界深入反思美国医疗制度的结构性问题，以及认真审视全民医疗保险的迫切需要。

“牟利（for-profit）、竞争性（competitive）的医疗体系，让很多新冠肺炎患者被迫支付昂贵的医疗账单—这恰恰区隔了那些负担得起（医药费）的人和那些没能力负担的人。”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