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

冠病疫情全球蔓延，印度为阻止病毒扩散，周日（22日）推出“14小时日间禁足令”，而总理莫迪更将措施视为评估抗疫能力的重要测试。作为全球人口第二多的国家，印度迄今不但未见像欧美的大规模爆发，其确诊数字至周二（24日）只有500余人，与不少专家在疫情初期的预期大相迳庭。

回想年初首波疫情爆发之时，不少医疗专家和评论皆认为，由于欧美的城市设计和居住距离较为宽敞，或许能减低新冠肺炎在社区爆发的风险；南亚国家和撒哈拉南部则因人口密集和医疗资源不足等因素，令不少人以为疫情的风险将集中于发展中国家。

公共卫生资源有限

加上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印度的公共卫生支出占GDP比例仅将3.66%，远低于意大利（8.98%）、英国（9.76%）、德国（11.14%）和美国（17.07%）；而在病床数目上，印度每一千人则只有0.7张，同是远低于意大利（3.4张）、英国（2.8张）、德国（8.3张）和美国（2.9张），故乍看起来，印度的潜在风险自然远比欧美多国严重。

然而，现实推翻了上述结论。截至周二3月23日，印度共有500多人确诊感染新冠肺炎（COVID-19）及10、至少共9人死亡，个案主要集中于西南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和喀拉拉邦（Kerala），而阿萨姆邦（Assam）、梅加拉亚邦（Meghalaya）等东部地区则能保持清白之身。

新德里当局有否“造假数”的可能？印度目前人口多达13.4亿，而新冠病毒检测中心则仅有52个，故确诊数字不多，或许也是检测能力有限之果。可是，若然多人感染新冠肺炎，即使没有检测，印度人亦应发现社区多人不适甚至病逝，至少目前未呈现这种情况。即使印度的确诊数字未能全盘反映真相，但其在医疗资源有限之下仍能避免疫情大爆发的潜在威胁作出预警，其他行政预防措施的成效则显然不能忽略。

预防措施见成效

首先，不要忽视新德里的预防措施的确比欧美国家走得更快。当2月上旬印度确诊首宗个案后，新德里不但已严格限制往返中国的航班，更在喀拉拉邦开始隔离曾到武汉留学的印度学生。除此之外，在喀拉拉邦的防疫措施中，当局不但早已设立在港口和机场建立筛查中心，更要求紧密接触人士实施28天检疫，远比中央政府要求的14天严格。同理，莫迪在未出现社区大爆发前已推出日间禁足令，严格规限出售必需品外的商户都要暂停营业，并大减公众交通工具的班次，其反应亦远比欧美多国近月的防疫措施为早。由此可见，即使印度存有医疗资源掣肘，其行政防疫措施亦补足了部分先天不足的缺憾，用以创造最大的“社交距离”，才能防患于未然。

其次，印度过去曾应对公共卫生危机，使其虽然在资源上远逊不少国家，但其反应迅速的行政干预，亦起到缓解和补足之用。当爱滋病在1980年代末期席卷全球时，不少专家预测印度将会首当其冲，惟当时的政府却提出两大措施，包括免费为病人提供抗反转录病毒药物，以及跨过法律对同性恋性行为的规范，向同性恋和性工作者提供外展服务，最终令感染率于1990年代后期显着下降。另外，在处理死亡率逾四成、且尚无治愈方法的尼帕病毒时（Nipah virus），印度各卫生部门的反应和协调迅速，不仅免除了疑似的病人验测费用，亦有从澳大利亚进口抗病毒药物，最终也成功遏制大规模爆发。故此，正如香港这次防疫严密乃因曾经历2003年沙士之痛，印度在这次疫情中至今仍然表现不俗，或许也要归功于他们过去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