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内难以投入使用

清华大学药学院院长、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主任丁胜说，现在这几种疫苗研发方法，从产生合理的免疫原性、未来产量、安全性等等方面都有各自的特点，很难比较孰优孰劣。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艾滋病研究所所长陈志伟所带领的团队也是此次新冠疫苗研究力量之一，他们的技术路径是基于DNA的核酸疫苗，在动物试验中已初步得到比较好的免疫效果，也在为进入临床试验做准备。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哪种疫苗真正今后能用到人体上，现在还不好说。

陈志伟指出，mRNA核酸疫苗的优势是快，制备简单，只需要合成RNA再进行扩增生产，但基于DNA和RNA的疫苗国际上至今还没有一个批准可以正式在人身上使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有效性问题，即这种疫苗进入体内有没有足够的诱导保护免疫的能力。

另一方面，因为没有获批上市的疫苗，也就意味着产业化是不成熟的，后续能否满足成千上万的大规模人群应用也是难点。2月10日，中国疾控中心、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和斯微生物公司基于mRNA平台共同设计开发的新冠病毒疫苗已经开启动物试验，在100多只健康小鼠身上注射。作为国内mRNA技术的领头羊企业，斯微生物CEO李航文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指出，该技术的一大挑战就是mRNA的大规模生产，因为中国以前在该领域非常薄弱，没有公司开展mRNA的商业化生产和供应，所以公司要自行完成mRNA合成生产，且须有可控的大规模稳定生产的mRNA供应链体系。

一位从事新冠疫苗研发的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关于国内最被看好的腺病毒载体疫苗，也存在一定风险。从理论上来说，大概80%的中国人有5型腺病毒抗体阳性，意味着多数人已经感染过，当腺病毒再次进入体内，身体内的腺病毒抗体会攻击载体而非它表达的S蛋白，从而令疫苗失效，这通常称为载体阻碍效应，或者预存免疫。

2004年，默沙东公司研发的5型腺病毒疫苗，在艾滋病中就被证明既不能有效预防病毒感染，也不能减少病毒携带者体内的血浆病毒载量，长期跟踪甚至发现注射疫苗的人感染风险反而更高，该试验于2007年年宣告失败并成为艾滋病疫苗研发史上最沉重一击。

徐建青是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新发与再现传染病研究所所长，也是该机构新冠疫苗研发团队的主要负责人。他不便透露研究进展，仅表示他们采用的人源细胞载体疫苗技术是首次用于传染病疫苗的制备方法。

徐建青表示，港大另一个团队研发的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也可能存在预存免疫问题，这取决于选用的流感载体人类之前是否感染过。不过，陈志伟认为，这种疫苗在产业化上至少具备很明显的优势——现在国内有很多流感疫苗的生产公司，一旦这种疫苗成功，每年甚至可以生产出上亿只疫苗产品。

陶黎纳认为，从研发来说，转基因重组技术是比较稳妥的，且基于该技术的现有疫苗很多，也就意味着研发出来以后有现成生产线，量产不会成为难题。在采用该技术的团队中，他认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科院微生物所与智飞生物的这对组合，前者已经针对冠状病毒疫苗的研发做了大量基础工作，而后者2018年就已经布局MERS疫苗。

不管怎样，哪怕是目前全球跑得最快的NIAID，该机构所长安东尼·福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即便3个月走完一期试验，又还需要3个月拿到结果，然后进入二期，在更大的人群中进行临床试验。“即使我们获得紧急使用许可，至少一年之内，疫苗也不太可能投入实际使用。”

在过去的几次流行病爆发中，科学界一直在探索速度与有效性之间如何平衡，然而，当既快又好的研发技术尚未找到时，面对一过性的大流行疾病，疫苗与药物一直存在研发困境。比如，十多年过去，针对SARS病毒的疫苗至今仍未上市。丁胜说，当时SARS疫苗有初步进展，也做了一定的人体实验，但是因为后来没有病人，也就没有人投入资金，所以难以开展。

新冠疫苗的命运又会如何？张林琦说，如果此次疫情持续时间较长，疫苗有效性将会得到评估；如果疫情过去了，我们能够做到临床的Ⅰ期实验来证明疫苗的安全性，万一今后新冠病毒再来的话，可以尽快地推进到保护性的评估阶段。

美国一家疫苗研究所的负责人波兰则评论说，“当疫情成为新闻头条时，政府就砸钱去做研究。但疫情新闻一消失，科研资助就没了。”陈志伟感激SARS后，因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金支持，他能一直进行相关研究，17年过后，当新冠病毒再次来袭，他之前的研究经验得以派上用场。他说，国家如何在平时进行有效的科研资助与技术储备，是需要决策者好好思考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