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周三（11日），意大利全国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确诊个案已破万宗，不但超越伊朗及韩国成为全球第二多之国，单日更曾录得168宗死亡个案。总理孔特（Giuseppe Conte）已将封城措施由伦巴底（Lombardy）等北部地区扩大至全国范围，隔离检疫的人口亦由约1,600万大增至全国约6,000万。虽然孔特在电视讲话时引用邱吉尔的说话勉励国民，但仍难掩其最初在处理疫情之失误，导致迄今须以休克疗法解困。

当意大利成为COVID-19欧洲的转口港后，迄今该国已取代韩国和伊朗，成为中国以外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总理孔特（Giuseppe Conte）周一（9日）宣布，将封城措施扩展到全国，并持续至下月3日。

右翼排外之争议

意大利的疫情严峻至此，欧盟其他国家亦敬而远之，其中一个原因乃其政局混沌，令政府未能有效回应公共卫生危机。新冠肺炎肆虐，前副总理和内政部长萨尔维尼为首的强硬派支持以较激进手法，完全阻隔由外国输入的个案。但萨尔维尼及联盟党（Lega Nord）近年欲推动的排外政策和仇外言论，使其成为主流政坛的眼中钉，即使其隔离政策或是基于卫生考虑，亦不禁惹人猜疑动机何在。情况有点像本港的防疫工作在反修例运动中爆发，令防疫政策的讨论也未能完全以科学论事。

意大利政党的一段小插曲，更突显其政治人物在疫情面前的无能。联盟党成员、伦巴第大区的首长丰纳塔（Attilio Fontana）将新型冠状病毒描述为“幸运地这只不过比普通流感严重些”后，其助手确诊，他亦要在社交平台宣布正在接受自愿隔离，令人啼笑皆非。而当病毒学家Roberto Burioni呼吁当局以更严厉的政策遏制病毒蔓延后，却被部分人反控为“法西斯主义者”和“联盟党支持者”，更可见意大利的防疫政策讨论相当失焦。

阻截传播措施不力

不过政局混沌只是一个原因，而且影响的多是社会观感。若论防疫效果之不足，成因或许要数行政失当。自罗马在1月31日确诊首个病例后，当局不但高估了国民的防疫意识，同时亦低估了病毒的传播性和杀伤力。当局一月下旬已取消往返中国的直航航班，但却继续允许成千上万的旅客，经柏林、莫斯科等中转站往来意大利。再者，其作为《神根公约》的成员，此举难以避免成了病毒在欧洲广泛传播的肇因之一。在全国封城计划中，尽管国民的行动自由乍看受限，不得离开住处范围，而好些人群聚集的娱乐活动亦遭叫停，但当局同时却矛盾地容许民众因医疗或工作原因外出，而公共交通亦未见停止运作，使阻隔人员流动的成效存疑。

公共卫生资源紧张

显然，疫爆大爆发部分是由于孔特政府的过失，但意大利其实亦面对更根本的医疗软肋，劣势不能在短期扭转。据世卫（WHO）的数据显示，意大利国民每10万居民平均只有275张紧急病床，远低于欧盟平均水平的394张，而在公共卫生资源紧张下，医疗人员不但未能为所有个案提供适切的医疗服务，反而更有医生发文，指要选择地提供深切治疗床位，情况犹如战场的军医。另外，意大利国民普遍的防疫意识薄弱，“马照跑、舞照跳”的情况在疫情初期比比皆是，迫得卫生部长斯佩兰扎（Roberto Speranza）须对公众严词告诫，“我们应严厉对待那些不负责任的人，这种病毒不是开玩笑”，最终亦为大爆发埋下伏笔。

意大利过去74年已更换66个政府，其施政效率确实如萨尔维尼所戏谑，“这个政府连正常状态都无法管理，更遑论是紧急情况”。但观乎各国政府的防疫工作，亦有不少后知后觉的失误，意大利绝非孤例。个中除了政治风向外，更关键的或许是政府的步伐未能追上病毒的传播时，民众的卫生意识能否补足政府的不足，成为防疫工程的最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