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华文教育联合总会主席连俊伟（左）认为学华文在线上一样能学好。雅加达建国大学中文系教师王侦燕（右）推崇用流行文化材料作补充教材。（沈泽玮摄）

沈泽玮　雅加达报道

历史轮回总带点悲情。

一名69岁的印尼华裔老先生和一名32岁的印尼华裔女生，他们互不认识却有一个共同点：小时候因排华事件而被迫中断学习华文。

老先生早在上世纪60年代遇上印尼排华浪潮，30多年后，小女生在90年代末也躲不过厄运。

先说老先生的故事。1966年，印尼第二任总统苏哈多上台后宣布禁用华文，华校全部关闭，刚刚念完中一的连俊伟（Willy Berlian）就找不到华校念了。

回想当年，这位印尼华文教育联合总会主席感慨万千：“华文从此从印尼的天空消逝。”

印尼华校关闭 他听中国广播电台学华文

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年代，热爱华文的连俊伟连一本中文书都不敢捧出来，因为“抓到会坐牢”，但他想到一个学习方法：听广播。

“我是听北京的中央广播电台学中文的，所以我不知道我的老师是谁，就是广播员吧。我听它的国际新闻，每天下午我就准备纸张跟铅笔，听广播员念，我就写，一面写一面听，能写多少就多少。”

因为听广播学华文，所以连俊伟的华语发音比一般印尼华人好，按他的说法是“没有爪哇音”。

让连俊伟获益不浅的是，电台广播还有个访谈节目专门教人学写字，所以华文虽然只念到中一，听、说、读、写都难不倒他。

“有个访谈教我们用手指写字，每天我就跟着广播训练，要用点想象力。你用手指画出一个模型，书法的美就在空中产生出来。”

听广播学华文给了连俊伟一个很大的启发，学华文不一定要在线下学，线上一样能学好。经过洽谈之后，他决定和杭州哈兔合作，将线上学习中文课程引进印尼，同时也有助于解决印尼华文教师不足及素质参差不齐的问题。

他说：“哈兔的软件是中国两位专家编写的，它们用活泼方式呈现，口音也很好，而且线上的内容也容易更新修改，不像印刷版，一印了就改不了。”

10岁被送到广东避难 她继续学华文

和连俊伟一样，雅加达建国大学中文系教师王侦燕（Julita Wangi）的华语完全不带“爪哇腔”。她不是在印尼通过电台学华文，而是被母亲直接送到广东去“避难”。

1998年印尼爆发排华浪潮时，年仅10岁的王侦燕和哥哥跟随母亲到广东梅县表舅家。母亲把孩子安顿好后先回到印尼，王侦燕和哥哥在梅县一待就待了大半年。

因为年纪还小，王侦燕其实没有“避难”的概念，只知道母亲遵从外公的意思，把小孩送回中国念书，以完成子孙落叶归根的愿望。

进入学校之后，王侦燕才有避难的感觉。

她说：“那时候，梅县的那所学校开了个专门班，全都是印尼华裔，有一点避难的感觉。教我们中文的老师也是印尼留学生。我可能是班上年纪最小倒数第二位，年纪比较大的是像我爸爸妈妈那种年龄，是整家人一起过去中国的。”

梅县的学校因收生不足办不下去，王侦燕和哥哥于是转到广州的江南学校念书。她笑说：“在梅县是用客家话学中文，到了广州又不一样，老师都用广东话教中文。”

在广州生活五年后，王侦燕在2004年回到雅加达念高中和大学，主修电脑。毕业后，因为对华文教学感兴趣，她再次踏上神州大地。这一次不是逃难，而是拿孔子学院奖学金到南京修读国际汉语教育硕士课。

或许因为跟中国有一段渊源，有别于很多印尼年轻人，32岁的王侦燕对家族史一点都不陌生。她说：“妈妈是客家人，外公是从梅县下南洋，爸爸祖籍福建南安，爸妈都是印尼出世的，爸爸是第四代华人，我是第五代。”

在广州那几年，王侦燕通过香港流行文化学习广东话和中文，她看过多部无线电视剧，也听过多首香港“四大天王”的歌。特殊的经历让她十分推崇用流行文化材料作补充教材。

母亲在三年前过世，王侦燕跟父亲继续跟广州和梅县的亲戚保持联系，定期通过微信视频问候近况。

她笑说：“现在还能说广东话，不过舌头比较硬了。”

希望下一代会更好

王侦燕在1998年经历第一次排华浪潮，连俊伟则是第二次了。30年后，他决心不让两个小孩饱受中断学习华文之苦，全都送到新加坡念书。一个念公教，一个念爱同，两人在本地念完大学后负笈海外。

连俊伟自豪地说：“他们都懂四语。英语、华语、印尼语，一个懂韩语，一个懂日语。”

两次排华暴乱都被人用石头砸伤头，连俊伟心中曾生怨，但慢慢也释怀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都放下了，只希望下一代会更好。”

王侦燕乐观认为，排华悲剧不会再重演，因为国际国内局势已经大不同。

她说：“我们的总统没有排华的看法，中国也崛起了，我相信不会再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