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大唐版刺客列传”的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讲的是唐朝上元节前夕，长安城陷入危局，死囚张小敬临危受命，与天才谋臣李必携手在十二时辰内拯救长安的故事。（档案照片）

插图／李利群

陈列　本报特约

战争领域正经历“第三次革命”。无人机加人工智能，可怕的后果，超乎许多人的想象。由于无人机导弹又快又准，恐怖分子死到临头都不知道怎么死法和死在谁的手里。对恐怖分子而言，不管是无人机或高超音速导弹，死神随时从天而降。

2000多年前，荆轲刺秦王，必须近身搏斗，用的是短剑。

约100年前，塞尔维亚愤青普林西普近距离刺杀奥匈帝国王储，引发第一次大战，用的是手枪。

人类战争从冷兵器、热兵器形式发展到今天的信息化、智能化作战模式，进入21世纪，用来消灭敌人的已是杀人于千里之外的AI无人机。

套一些专家的话说，战争领域正经历“第三次革命”。

无人机加人工智能，可怕的后果，超乎许多人的想象。　　

上周五，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在巴格达遭美军无人机伏击，当场丧命。

美军出动了“收割者”MQ-9无人机，发射地狱火导弹击中苏莱曼尼的车队，两辆车上的乘员无一幸免。

无人机在军事领域已服役多年，美国近年来一直在中东和非洲等地使用无人机打击恐怖分子。军事专家们也对无人机在未来战争中发挥精确打击，攻击方免于人身伤害等特点津津乐道。

对美国来说，拥有最先进的无人机和导弹，发动远程攻击轻而易举，所以，美国频繁出动无人机定点清除敌人。

说到精准，这次对苏莱曼尼的打击行动出现了一段可以说是巧合，也可说是未卜先知的另类精准小插曲。

话说美国上周五（1月3日）发动攻击的前一天，国安会前高级官员西蒙在《纽约时报》发表专文，精确“预言”苏莱曼尼被杀的场景，但没引起注意，直到预言成真才被有线电视新闻网提起。

现任昆西研究所分析师的西蒙1月2日在该报发表题为《高超音速导弹将改变游戏规则》（Hypersonic Missiles Are A Game Changer）的观点文章，探讨这种强大武器的潜力。

西蒙“未卜先知”有迹可寻

文章开头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抢先公布俄罗斯已部署“先锋”型高超音速导弹，这是人类第一批能达到高超音速的新型导弹，除了洲际弹道导弹在重返大气层时能达到这种速度外，任何导弹目前都无法做到这一点。

他特别指出，在现阶段，无论是美国或其他国家的防御系统，都无法拦截一枚能够如此快速飞行且机动方式无法预测的导弹。

他把高超音速导弹形容为“天赐之物”，因为导弹的精确度将附带损害的风险降至最低，对空勤人员不构成任何风险，不带弹头就能产生相当于5吨到10吨高爆炸弹的威力，还能携带核弹并在30分钟内到达地表的几乎每一个坐标。

西蒙写道：“死神从天而降，分秒不差”（Death from the air, guaranteed on time delivery）。

接着，在文章第11段，他话锋一转，探讨并假设各国可能使用这类导弹的时机。他写道：“……在一个敌对国家中，是否存在着无法被逮捕的人？如果伊朗革命卫队的高级将领苏莱曼尼到巴格达开会，而且你知道会议地点，该怎么办？很多时候会让人想使用高超音速导弹。”

西蒙如何“未卜先知”，目前还没有答案，但有痕迹可寻。

有消息说，苏莱曼尼是中了美国的“调虎离山计”。

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国际新闻记者阿拉菲1月5日在她的推特账号上写道：“伊拉克总理迈赫迪告诉议会……说特朗普总统给他打电话，要他出面调解与伊朗的关系，之后却命令无人机炸死苏莱曼尼。”

英国《每日邮报》也报道，伊拉克政府扮演中间人，协调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紧张关系。苏莱曼尼此行就是为了达成重要协议。没想到一出机场就遭无人机痛下杀手。伊朗总统鲁哈尼与迈赫迪都表示，苏莱曼尼之死是一场暗杀，本质就是出于政治动机的谋杀。

美国当然否认暗杀，只称这项行动为定点清除。

到目前为止，定点清除恐怖分子仍然是无人机的主要作战任务，但随之而来的争议也不断增加。

《大西洋》杂志撰稿人费德斯多夫认为：“无人机战争就是暗杀战争，它前所未有，而且永无止境。”

法国哲学家沙马尤在《无人机理论》书里说，无人机不能被看做是军事器械，因为它们在非战斗区域取人性命，它们也不能被看成治安工具，因为使用无人机抓捕嫌犯是不可能的（它只能杀人），因此，无人机在法律上难以界定，而且实际上更接近于一个“刺客”。

美国机器人战争专家辛格说，无人机改变现代战争模式，“先发制人”的诱惑增加了，人们应对无人机的滥用产生警惕。

无人机在反恐作战中的大规模使用，也给现代战争打上了厚重的“非人化”烙印。

现代战争已变成按钮战争　

现代战争已变成按钮战争，无人机在打恐战争中取代了战斗机和轰炸机。无人机操作员远离战场，而是在国内安逸的操作间里守着荧幕，按下发射钮就把敌人消灭。

2015年由影后海伦米兰主演的反恐题材电影《天空之眼》（Eye In the Sky），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场景。

反恐行动发生的地点位于东非的肯尼亚、指挥作战的英国军事情报官员则在伦敦办公，而操作无人机的“飞行员”则是在美国内华达州的空军基地。

这部影片真实和详细地反映了无人机从侦察到目标判定和锁定，地狱火导弹的准确性预判、损伤效果评定等一整套作战流程。一切都是智能化、非人化，所谓的军人只是等待时机按钮杀敌。

战争给人的刻板印象是炮火硝烟，尸横遍野，在《天空之眼》里，看不到大军压境、兵临城下或冲锋陷阵的战争场面，有的只是无人机发射导弹后恐怖分子藏身处化成一堆瓦砾。

电视新闻片也经常播放在旷野中奔驰的恐怖分子汽车遭无人机摧毁的画面。正如西蒙所说，死神从天而降，分秒不差。

由于无人机导弹又快又准，恐怖分子死到临头都不知道怎么死法和死在谁的手里。

距今2000多年前，凯撒大帝在罗马元老院遭布鲁图斯率领的阴谋集团狠刺23刀时，还看清楚补上最后一刀的人是谁，这时，凯撒说出了同名莎剧中最著名的一句：“Et tu, Brute？”（“布鲁图斯，亦有汝焉？”）。

有了俄罗斯的“先锋”高超音速导弹在先，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将快马加鞭，迎头赶上。世界很快就会陷入又一场致命的新军备竞赛。

对恐怖分子而言，不管是无人机或高超音速导弹，死神随时从天而降。

千古悲歌忆刺客

古人留下许多缅怀刺客的作品，虽然把暴力浪漫化，但说的都是有血有泪的故事。

刺客，在今日的社会是一个贬义词，然而在古代，刺客却是一个浪漫的职业。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刺客最为风行的年代，有那么的一群人，为义而活，为义而死，是为中华铮铮侠骨的源泉。也因此流传了许多广为歌颂的刺客故事。

中国的侠客文化很发达，从《战国策》起，就写了很多刺客。

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设一章《刺客列传》，把刺客作为一个特定的群体，为其中的代表人物著史立传。他还写了一章《游侠列传》，记载先秦至汉朝的著名游侠。这两篇列传是后世武侠文学的发端。

司马迁在《刺客列传》里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刺客形象，赞颂他们的侠义精神，使侠客第一次以完整的正面形象出现在正史中。　

早期的刺客，是以“士为知己者死”作为信条而行走江湖。这些刺客，其行刺的动机一般都比较单纯，他们往往是因为感激他人知遇之恩，出于义气而去行刺。因此，这类刺客大都带有侠的气息。

最有名也最悲情的，莫过于司马迁笔下的荆轲刺秦：“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已成千古悲歌，尽显侠士风采。

唐代侠风盛行 诗作出现许多咏侠诗　

中国人历来崇拜悲情英雄，荆轲虽然刺秦失败，仍然千古传名。

后世在涉及悲壮情怀、侠义精神、燕赵之风等话题的文章中，经常会提及这一名句。　唐代侠风盛行，诗人深受《史记》影响，诗作中出现许多咏侠诗。李白性格浪漫任侠，是唐代创作咏侠诗最多的一位。史记中塑造的侠客形象如荆轲、专诸、高渐离、侯赢和朱亥等，都出现在李白的诗作里。

其中最为生动的则是《侠客行》。《侠客行》讲的是信陵君与侯赢、朱亥两人的交情和侯朱不顾个人安危拯救赵国的事迹。

诗中最有豪气和最为人称道的两句是：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武侠小说泰斗金庸曾深受此诗启发，写了一本同样名为《侠客行》的小说，并将天下无敌的武功藏在李白的这首诗中。

中国文化对暴力有特殊情感

刺客是历史悠久的职业，无论中外自古就有。《辞海》上说刺客是“怀挟兵器进行暗杀的人”，台湾《中文大辞典》说是“乘人不备以刺人者”。

在西方，刺客的英文为“Assassin”（以暗杀为职业的人）。其实它源于古阿拉伯语，最早出现于12世纪以刺杀十字军为主的的伊斯兰密教组织。

金庸在《倚天屠龙记》里借谢逊之口转述波斯明教创始人“山中老人”霍山，就是这个取名“阿萨辛”的黑社会首脑。

金庸已逝，武侠小说界恐怕再也推不出这类融合历史的经典之作。　

刺客的所作所为属于恐怖主义活动，但中国文化对于暴力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爱恨交加，难分难舍，于是暴力浪漫化也成为电视剧的一条主流。

去年在中国爆红，被誉为“大唐版刺客列传”的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讲的就是唐朝上元节前夕，长安城陷入危局，死囚张小敬临危受命，与天才谋臣李必携手在十二时辰内拯救长安的故事。

《长安十二时辰》也为观众呈现了最璀璨的大唐诗文，连剧中插曲及片尾曲，也是由李白“一手包办”。

虽然李白本人没在剧里现身，但制作组把他的诗作，包括《清平乐》《短歌行》《忆秦娥》《侠客行》和《长相思》等配上乐曲，让观众边看戏边欣赏唐诗。

经历十二时辰的腥风血雨后，长安城终于得救，但结局却弥漫沉重的悲剧英雄感。古人创作了许多流传至今、可歌可泣的刺客作品。

无人机代表的新世代“刺客”却是冷血的，恐怕说不出有血有肉的动人故事，无怪乎好莱坞战争片导演们要复古，从一战和二战中找灵感，今年度金球奖最佳剧情片，也是奥斯卡大热门的《1917》，便是改编自一战的真人真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