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稿

陈婧　上海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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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570万人口的新加坡单日新增病例突破5000起之际，14亿人口的中国单日新增峰值，仅为93起本土病例。这是中国清零抗疫模式的成效，其代价是严苛的入境门槛、频繁的全民检测，乃至长达数月的封城。越来越多国家选择与病毒共存之际，中国为何坚持清零？高压清零政策有哪些利弊得失，又能持续到何时？

每七天一次核酸检测，是新疆旅游专车司机姚师傅过去一年多来的生活新常态。但他更烦恼的不是繁琐的检测，而是锐减的收入。

2015年起，姚师傅开始在新疆北部接送各地旅行团，每年5月至9月旅游旺季间，通常能接待10个团。但今年他刚接待了四个团，就因为南京冠病疫情暴发而被迫停业，尽管当时新疆并没有新增病例。

姚师傅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回忆，7月底南京疫情扩散初期，新疆就开始封锁景区、遣返游客。他当时接待的客人甚至因封路而无法返回酒店收拾行李，不得不另雇一辆车，把行李和人分别送往机场。

在那之后，姚师傅再没接到旅行团包车生意。眼见新疆旅游业重启遥遥无期，他只得回到甘肃庆阳老家，改开城际专车。谈起收入，姚师傅苦笑道：“接待旅行团，三个月净赚10万元（人民币，下同，2万1000新元），现在一个月才赚6000元，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姚师傅的遭遇，是中国冠病清零政策对民间影响的其中一个缩影。而云南边陲小城瑞丽近来掀起的舆论风暴，更是让推行了近两年的严格防疫政策再次陷入争议。

怕健康码呈黄强行隔离　民众怕出门

与缅甸接壤的瑞丽，自去年9月以来四度封城，许多企业至今无法复工，学生难以返校，就连出城名额都极其有限，要历经层层审批和集中隔离后方可离瑞。一名当地居民告诉本报，他们平时甚至不敢随意出门，生怕“健康码突然变黄，马上被拉去隔离”。

严格的防疫措施不是瑞丽独有。上海迪士尼乐园上周因为一名确诊病患曾入园游玩，3万多人连夜接受核酸检测；江西铅山县一人确诊后，当地交通灯都被调成红灯以减少人员出行；两列开往北京的高铁因乘务员是病患密接者而中断行程，数百名旅客就地隔离。

高压清零政策带来的成效，就是当只有570万人口的新加坡单日新病例突破5000起之际，14亿人口的中国单日新增峰值仅为93起本土病例。

清零政策让中国率先恢复生产和社会秩序，成为首个从疫情中复苏的主要经济体。然而，旷日持久的全球大流行病，已令新加坡、新西兰、澳大利亚等相继放弃清零政策，走向“与病毒共存”。依然坚持清零的中国，面对与世隔绝的孤岛困境，清零的副作用也在逐渐显现。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陆曦接受本报访问时分析，中国清零政策的一大特点，是清零成本分布极不均衡。瑞丽这样的边境城市、暴发疫情的个别地区，乃至难以回国的海外华人承担了大国清零的主要成本。

与此同时，缺乏弹性的官员考核机制，让地方官员将防疫视为首要甚至唯一任务，导致防控措施层层加码，一些地方不惜以剥夺民众自由权益为代价，换取疫情不扩散。

陆曦指出，虽然瑞丽有20万人，但和全中国14亿人相比依然是少数。“以集体利益为重的观念，让政府得以把成本集中在小范围群体，维持整个社会对清零机制的信任。这也让蒙受损失的群体难以发声，否则就会被扣上‘不顾大局’的帽子。”

瑞丽原副市长戴荣里上月28日公开发文，呼吁外界“救救瑞丽”之后，一些瑞丽市民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希望能尽早复工复学。但热门评论区很快被其他人的质疑声占据：“换国内任何一个地方出现阳性病例，都是这么操作的”“是你的生意重要，还是人命更重要？”

重庆市协和心理顾问事务所所长谭刚强受访时指出，过度防控除了导致疫区民众生活不便，也加剧社会恐慌与隔阂，若不妥善处置，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谭刚强说，与去年疫情初期武汉的意外封城相比，瑞丽等地封城造成的恐慌扩散范围更广，持续时间更长。民众担心的不只是个人健康，还有长期生计问题。此外，对清零过度执着，也容易导致感染冠病者受到其他人群歧视，由此遭受的网络暴力和心理压力，可能大于病情的影响。

“多数民众愿意配合防疫牺牲部分个人权益，但地方政府应该提供基本的保障和支持，并充分保护病患隐私。否则民间隔阂与撕裂将进一步扩大，防疫积极性也会下降，甚至可能做出过激举动，危害社会稳定。”

冬奥及二十大在即　明年底前难开国门

清零政策的副作用正日渐凸显，德尔塔毒株的超强传播力，也让中国清零面对更大挑战。不过，外界普遍预计中国不会轻易改弦易辙，至少在2023年之前都将继续严防死守，以确保明年初的北京冬季奥运会和明年底的中共二十大万无一失地举行。

中国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开放国门可能导致医疗资源挤兑和短缺。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去年刊登的研究显示，医疗资源最充足的北京和上海，水平可媲美最发达的欧洲地区；江苏、浙江和广东等东部沿海省市的医疗资源相当于全球前五分之一国家的水平，而最落后的西部省市，医疗资源仅为全球后二分之一国家水平。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上周向媒体指出，相较于感染后再治疗，中国的“零传播政策”是一种低成本做法。他解释，一些国家全部放开国门后出现大量感染，又要收紧防疫措施。“这样一来一回，成本更高，对民众、社会的心理影响也更大。”

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一周前在微博发贴文称，虽然防疫对生活造成影响，让一些人有意见，但如果大量人感染，其中很多人死亡，公众意见将更大。“大家还记得去年2月份前后武汉疫情期间舆论的意见有多大吗？”

但胡锡进上周四又发文提醒，随着中国逐渐成为动态清零的“孤岛”，相对于开放模式的优势有可能递减。各地政府“一定要非常非常注意动态清零措施的人性化，要高度关注民众的反应和意见”。

陆曦认为，多数中国民众对感染冠病的高度恐惧，以及对清零模式优越性的坚信不疑，与官方舆论引导不可分割，这也令决策层面对骑虎难下的困境。“冠病不会马上消失，中国也不可能永远封闭。若是疫情还没结束就放开国门，要怎么解释为什么不再坚持清零？将抗疫政策与执政合法性高度绑定，就得面对政策转弯带来的政治风险。”

明天起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被视为观察中国政策风向的重要窗口。陆曦研判，如果关于清零的舆论争议在六中全会后继续发酵，可能会引发不安社会情绪，对二十大来说不是好兆头。“决策层必须尽量减少清零负面效应，用科学态度解决科学问题。”

甘肃疫情上月暴发以来，姚师傅的老家也收紧防疫措施，出入小区必须登记，到学校接送孩子也得做核酸检测。不过，他依然对政策表示理解和支持：“最重要的是不要有人生病，大家都可以健康活下去。

商务往来急待展翅　严格检疫成包袱

为了顺利入境中国，新加坡商人威立（Waleed Abumazen）出发两周前就开始自我隔离，确保千辛万苦申请到的签证不会临时作废。

威立是今年到上海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45名新加坡商家代表之一。他告诉《联合早报》，如今申请入境中国签证极其困难，公司在7月初就提交申请，但直到10月初航班起飞前几天才获批。

抵达上海后，威立又接受了两周集中隔离和一周居家健康监测，终于在进博会开幕前夕重获自由。此时，两个月的签证有效期已经过去一半，接下来他得争分夺秒在当地会见客户和商业伙伴。

即便如此，威立依然认为中国非来不可。他的公司为劳力士等高档腕表打造上链器，中国是重要海外市场。威立预计公司未来七成业务都集中在中国，正为此着手在上海设立分公司。

严格的清零措施令中国与外界的交流大大减少，但这个庞大市场也因此率先走出疫情阴影，继续吸引外资流入。经合组织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去年反超美国，成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第一大目的地后，今年上半年仍稳坐头把交椅，FDI流量达1770亿美元（2391亿新元）。

中国欧盟商会今年2月的调查显示，只有9％的会员企业考虑撤出中国；相比之下，2010年时有20％企业计划撤资。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受访时说，虽然外企在进入中国前后都面对更多限制，但中国市场的规模和活力，让它继续成为多数欧洲企业的首选海外市场。

和强劲的外资与出口增长相比，内需受清零政策的冲击更大。中国9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涨幅降至0.7％，为六个月来最低水平，凸显整体需求疲弱。

跨省旅游叫停　旅游业再陷寒冬

内需疲态也反映在旅游数据上。上月中国国庆黄金周期间，中国境内出游人数仅恢复到疫前同期的七成，甚至少于去年同期。随着防控措施再度升级，多地叫停跨省旅游，令刚出现复苏态势的旅游业再度陷入寒冬。

华侨银行大中华区研究主管谢栋铭受访时分析，对疫区的封闭管理直接影响餐饮、旅游等消费需求，也让中小企业面对严峻生存压力。不过，中国的多元消费模式和庞大经济体量，令整体经济极具韧性，短期内可以承受清零模式的影响。

　“如果中国突然开放国门，导致疫情大幅扩散，短期内对经济和社会反而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冲击，这应该也是决策层维持清零政策的考量。”

谢栋铭预计明年中国经济增幅在5％至5.5％区间，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推力。但他也提醒，随着世界各国相继解封，步入疫后新常态，中国的孤岛困境将越发明显。“如果进入中国市场的成本远高于其他地区，或许企业会重新考量他们的投资策略。”

拜登怒斥“巨大错误”　

中国领导人持续缺席外交活动有其代价

除了商业交流，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往来也受严格防疫措施限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1月出访缅甸、3月在北京接待巴基斯坦总统之后，已有近两年没有出国参加外交活动，也没有与外国领导人面对面接触。

多国首脑上周齐聚意大利罗马，参加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习近平仅以视讯方式参会。紧随其后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习近平甚至没有视讯出席，只是发表书面致辞。美国总统拜登为此炮轰中国缺席是“巨大错误”，中国外交部则回应称，这是因为主办方没有提供视频参会方式。

学者：显示重视国内事务远超国际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副教授李明江受访时指出，中国领导人的选择，说明在中共六中全会召开之际，决策层对国内事务的重视度远超国际事务，并愿为此承担相应后果。

外界一度猜测习近平和拜登将在G20峰会时面对面会谈，但最终并未实现。李明江认为，除了国内局势和防疫层面的考量，习拜会流产的另一重原因，可能是美国在对华政策方面并没有做出中国期待的实质性调整，降低了中国领导层对当面会谈的积极性。

持续缺席外交活动，可能令中国与美国等其他国家的关系进一步恶化，面对更为严峻的地缘政治局势。但李明江同时指出，这些负面影响并非不可逆转，可以通过后期努力弥补和修复。“未来一年，中国应该会在稳定国内局势的前提下，逐步调整出入境政策，增加与外界接触，为最终开放国门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