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培松

今年4月，美国总统拜登正式宣布于5月1日起从阿富汗撤军。近日美国国防部称，美军在阿富汗的撤离行动已经完成50%，将按计划在9月11日前完成所有美军的撤离。

北约军队将在同一时间内撤出。现在，澳大利亚已经关闭驻喀布尔的大使馆。对于阿富汗，西方摆出了一幅将要撒手不管的姿态。

由于塔利班并未对美国及阿富汗政府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和平承诺，外界普遍存在阿富汗再次爆发内战的担忧。卡伊达组织、伊斯兰国、追求新疆独立的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运动，可能会死灰复燃。如果阿富汗再次处于失序状态，无疑会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巴经济走廊等重要项目，以及中国国内的稳定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阿富汗对于中国的意义再次凸显。地缘政治观察家认为中国应积极介入阿富汗的言论在增加。中国介入阿富汗的有利条件在于，阿富汗是中国的邻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观察员国，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国。阿富汗的所有邻国都是与中国友好的国家，同时与巴基斯坦、阿富汗政府及塔利班都保持良好信任关系的国家，就只有中国。

中国能够在上合组织的框架内，利用对巴基斯坦的影响力，推动好战的塔利班坐上谈判桌，推进其内部的和平与和解。更重要的是，中国可以运用经济力量，在阿富汗战后重建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仅看到这些是不够的。这些有利条件并不能保证中国在阿富汗获得成功。

阿富汗远比表面所见更复杂

英帝国、苏联和美国先后败走阿富汗，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因为他们犯了相同的错误，即他们战略规划中的那个阿富汗，并不是实际存在的阿富汗。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等人曾坚定地认为，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后重建，将与1945年至1951年间重建德国和日本一样成功。结果，北约的硬实力和自由民主国家的普世理想，都无法在阿富汗找到施展的空间。他们不了解阿富汗，阿富汗远比他们所认识的更为复杂。

中国对外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西方事务。近代以来，西方的工业进程和社会思潮，一直深深吸引着中国学者。穆斯林世界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中国以穆斯林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很少。因此，阿富汗对中国来说是个相对陌生的领域。中国直到那里的宗教极端主义影响到新疆的安定以后，才意识到穆斯林世界的变化与自身的关联性。

美国撤军是想把阿富汗这个烂摊子甩给地区国家。中国无法不介入阿富汗，但这种介入必须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进行。

处理中阿关系，中国首先应该注意到阿富汗的国家特性及其复杂的历史沿革。阿富汗是一种特殊的地缘存在。现在还不能把它视为西方创立的民族国家体系中理所当然的一员，而只能从地理意义上把它视为一个国家。

在阿富汗，包括塔利班在内，信奉逊尼派瓦哈比教义的穆斯林，都认为现代国家体系是非法的。他们所追求的社会形态和我们所理解的国家是完全不同的。穆斯林的基本义务是遵守伊斯兰法。教法是穆斯林外在行为和内在精神的规范。激进派别追求的政治形态，大多指向教法规范下的穆斯林共同体，而不是国家。

虽然几经变乱，但阿富汗的社会结构基本没有大的变动。建立在血缘原理上的生产方式，仍然压倒性地存在。大多数居民在山岳地形自然切割形成的村落之间繁衍，依循相对孤立的治理形态。由此，阿富汗的村落具有高度的地缘性。自立和自主的生存方式，使他们认同与效忠的排列次序为家族、村落、村落之上的部族、部族联合体，最后才是名义上的国家。

阿富汗安全部队每年有大约30%的成员，带着美国提供的武器叛逃，而且往往是去投奔塔利班。部族之间、武装派别之间的联合与分裂是家常便饭，投靠和变节随时发生。

因此，如果试图用既有的现代国家知识，去认识和理解阿富汗的政治生态、法律制度、政府功能，他们的国家信仰、认同以及对于主权的态度，那可能找不到相对应的目标。试图用已经形成的处理国际关系的通行做法，去与这个国家打交道，也存在误入歧途的可能性。

中国早已融入西方开创的现代性进程，西方的观念影响中国对穆斯林世界的看法。中阿的深入沟通与合作，应避免为西方的理论和舆论所主导，避免像过去的入侵者那样，用现代的观念去应对一个坚忍不拔的前现代社会。

阿富汗人对外部势力深恶痛绝

其次，中国应该对“填补美国留下的政治真空”等言论保持警惕。阿富汗各部族对于外部势力都抱有极强的敌视。那里的历史提供的事实是，任何由外部主导的政权都被放在应予以推翻之列。

早在19世纪英国和俄罗斯争夺阿富汗之前，波斯和印度莫卧儿帝国，就在17世纪，为争夺阿富汗展开了对抗。近代以来，阿富汗一直处在外部势力操控引发的战乱之中，并遭受了两个超级大国的先后入侵，致使它极为贫穷，社会撕裂，毫无秩序，民不聊生。

这样贫穷的国家却一直经受得起战争的消耗。防空导弹、坦克、大炮这些昂贵的现代兵器，照样存在于武装团伙手中。不同的外国势力出于地缘政治考量，支持不同的部落。塔吉克民兵、乌兹别克军阀及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武装，倾向于印度的族群，以及巴基斯坦支持的塔利班，都能从外部获得经济和军事支持。这是阿富汗百余年来持续混战的重要原因。因此，阿富汗人民对外部的干预是深恶痛绝的。

在第一次英阿战争期间（1839年至1842年），虽然英国可以轻易地用武力更换喀布尔的统治者，但要维持不受欢迎的傀儡政权却极其困难。这和后来的苏联以及今天美国所遇到的状况颇为相似。任何由外国扶持的政府，在阿富汉都是无法持久的。

塔利班虽然从穆斯林教法中寻找“圣战”的依据，但实际上他们是普什图族的国家主义者，也是变相的民族主义者。西方把塔利班描绘为企图重新建立早期伊斯兰共同体的复古守旧派与恐怖分子，是将焦点转移到宗教极端主义身上，并以此模糊阿富汗圣战运动背后的根本精神——反对来自外部的干涉与支配。

国际社会应助阿富汗现代化

国际社会应帮助阿富汗最终走向现代化，并享有与现代国家相应的独立、统一、主权和尊严，应该让它们在自主、自立的基础上，进行它们的政权建设。现代性的内在精神是指向未来的，在现代条件下，企图恢复七至八世纪穆斯林共同体的辉煌并实施教法，肯定是行不通的；但这种认识上的转变，应该由阿富汗的穆斯林自己去完成。

再者，阿富汗的圣战者曾认为是他们打败了苏联，造成了东欧的解体，并导致这个超级大国的最终崩溃。美国和北约的撤军，会极大地鼓舞圣战者的士气。中国应谨慎地评估他们就此收手，走向和平的可能性。

随着美军撤出，塔利班也许很快再次扩张地盘并控制阿富汗。在胜利的鼓舞下，存在塔利班让“圣战”向中亚和巴基斯坦蔓延的可能性。这将使区域再次处于动荡状态，对中国极其不利。

但也有另一种可能，即阿富汗的两个主要派别，阿富汗政府和阿富汗塔利班联合起来，打击卡伊达组织和伊斯兰国，并平定其他部落武装，在阿富汗实现和平，进而组建联合政府。这样一来，阿富汗境内那些对中国不友好的团体，如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它们一直收留新疆的好战分子）将会受到压制，这对中国是有利的。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另一种观点，即阿富汗政府和安全部队能够把控局面。它们在美军支持下都无法控制该国，美国撤军以后的状况是可以预见的。

阿富汗的未来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按照世界银行的评估，美军撤出后，阿富汗每年需要70亿美元的援助，政府才能维持下去。政府自身无法通过税收解决财政问题，因为它们的经济规模与它面临的问题极不相称。鸦片至今仍然是阿富汗国民生产总值的主要来源。

中国已经提出愿意主持阿富汗内部谈判，以打破当前的僵局。阿富汗的稳定与和平进程，可能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在这期间，中国不必急于寻找一个可以合作的伙伴，而应该耐心地利用外交途径，通过积极的斡旋，促进阿富汗内部局势的变革。

作者是中国江苏省连云港发展研究院院长

美国撤军是想把阿富汗这个烂摊子甩给地区国家。中国无法不介入阿富汗，但这种介入必须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