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近宣布放开“三孩”，以解决人口增长放缓、人口老化加速的问题。然而，在“二孩”政策无法取得明显效果的情况下，“三孩”政策似乎也不被看好能够逆转新生人口持续减少的趋势。中国要解决低生育率的难题，和许多发达国家一样，必须先解决“难养”的问题。

生育率下滑和人口老化是发达国家和高度城市化地区的老大难问题。中国几10年来的产业政策，依赖其人口红利特别是广大的劳动力储备，是中国摆脱贫困、成为经济强国的主要推动力之一。然而，中国整体上还是发展中国家，它的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虽然已接近高收入国家，但内陆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滞后，因此面临所谓的未富先老的巨大隐忧。

中国的最新人口普查统计显示，过去10年，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下滑至0.53%，比上一个10年下降0.04个百分点，创下1953年中国开始组织人口普查以来的新低。中国在推出“全面二孩”的2016年取得1786万新生人口，之后连年下降，2020年只有1200万，同2019年相比减幅多达18%。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也下降至1.3的低位，低于人口更替所需的2.1。

中国人口峰值何时到来，成了中国国内外关注的课题。新生人口一旦低于每年约1000万的死亡人口，中国就会出现人口负增长。

人口萎缩的影响是深远的。人口红利的耗尽，将削弱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劳动力规模，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劳动力队伍老化和缩小，势必影响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进而影响整体社会和政府财政的运作。中短期内，中国依然是一个庞大的“世界市场”，但人口一旦萎缩、老化，中国市场这一吸引力就会减弱。

“全面三孩”政策宣布后，新华社在微博进行的网络调查显示，超过90%的人选择了“完全不考虑”。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即使中国政府允许人民生育更多孩子，但还有其他难题促使人们少生、不生。

因此，中国政府此次宣布“全面三孩”，关键还在紧随其后的配套支持措施。尽管配套细节还未公布，但中国政府已意识到，必须全盘解决生育率低下所面对的结构性问题。中共政治局会议就提到，促进生育政策必须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包括治理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家庭教育开支，完善产假和生育保险制度，保障女性就业权益等。

中国目前所面对的难题，新加坡和许多东亚社会也在面对。新加坡很早就制定全面的措施鼓励生育，包括婴儿花红现金奖励、育婴补贴、新生儿保健储蓄补助金等，也在托儿、产假、结婚等方面推出鼓励和扶助措施，但尽管不断加码，总生育率依然维持在低位。可以这么说，措施对于有意生养更多孩子的夫妻，确实起到了减轻负担的帮助，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婚恋和生养决定，以及现代社会思潮的大势所趋。其实，各种结构性问题，例如女性经济社会地位的全面提升和“被解放”、大都会的高房价和高养育孩子成本等，当代东亚社会都普遍面对，但思考和解决方案不可能相同，还得各自摸索和努力。

整体而言，高度重视教育的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人民都有生儿容易养儿难的顾虑，所以在竞争压力下，都出现少子化现象。但中国国情还稍微不一样，它的东部城市人口还面对种种“内卷化”压力，年轻一代选择“躺平”，加重了鼓励结婚生育的难度；而在一些农村地区，现代化程度相对较低，人们一般还有多子多福、天生天养的观念，适当的鼓励政策也许还能有一些作用。

生育是一个国家的头等大事，一旦陷入低生育率陷阱，要扭转就极为不易。中国目前还处于人口增长阶段，但低生育率和未来人口缩减的挑战已摆在眼前，确实有必要及早谋划和制定应对方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多少还能起到补救的成效。如果完全不为之，则人口断崖式减缩的不归路就不远了。